房屋政策實際上同時屬社會政策。公屋是福利房，政府補貼，屬國民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從有錢的人收稅拿來補貼公屋住戶，公屋住戶因此必然是低收入階層。但是公屋政策的性質可以不同。一種是保證低收入居民有一定合理的住屋條件，改變他們貧窮的生活。
另一種是藏富於民，使中低收入的居民可以減少住房的開支，節省下來的錢可以成為積累和投資，投資在子女的教育方面或小本創業。目的都是借公屋的福利使居民能夠有機會改變生活條件，使自己或子女收入提高，增加社會流動。這便不是救濟，而屬社會工資。
七十年代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要讓一百八十萬人住進公屋，佔當時人口差不多四成，政策性質便屬於後者：藏富於民，推動社會發展。中英談判之後，殖民地政府改變公屋政策，回歸後特區政府亦一樣，強調公屋為解決有困難居民的住屋問題，政策性質便屬於前者。純屬救濟，由此而產生出眾多悲情公屋社區。
殖民地政府沒有解釋為甚麼在中英談判之後，驟然改變公屋政策的性質。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也沒有公開解釋，為甚麼公屋政策只為救濟，不為藏富於民？這樣巨大和影響深遠的政策轉變，政府不經諮詢，而是靜悄悄地進行，顯示出殖民地政府與特區政府一樣不民主。
梁振英政府應該公開地闡述，公屋是解困，居屋是藏富於民，並以此作為政策原則，制訂指標推行。公屋與居屋的收入限制還可有放寬餘地，解困可添加一些藏富於民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