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回望二○一二年時,不難感受到特區的政治生態正經歷結構性的轉變,激進政治的市場在快速擴大,政局不易穩定。客觀而言,過去一年是回歸多年僅見的「大選舉年」,從一一年十一月的區議會換屆選舉,到十二月的特首選委會改選,然後是三月的特首選舉,再到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一浪接一浪,帶動政治氣氛與參與持續熾熱,進一步推動政治生態的轉變。
中港融合進程加速帶來兩地社會矛盾的激化,催生政治生態轉變,刺激港人思考身份認同。D&G禁拍事件、雙非孕婦衝關、叫停自駕遊等,挑動市民的情緒,北大流氓教授辱罵港人令網民震怒,更如火上加油。
年中反國教運動的崛起,除了特區政府處理失當的因素外,與上述社會矛盾激化市民對內地經濟及社會的負面國情極之抗拒也有關聯,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抗情緒尤見明顯,結果政府總部成為運動的聚腳點,聲勢龐大的集會最終對立法會選舉產生直接影響。
反國教運動影響深遠,既誘發一場持久的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的互動,也帶動沉寂多年的大專學運重新出發,在維權意識冒起的今日,議會內外的抗爭行動也產生互為因果的作用,激進政治在不知不覺間擴闊了市場,滲透力也非常巨大。
社會矛盾激化之下,因為對個人生活境況、職業處境,以至社區環境的不滿,把怨氣發洩投向政府施政的無能,情緒化的結果,對激進政治,無疑較易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