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舉時，選梁振英而不是唐英年，不是因為梁振英是最理想的特首，而是唐英年當選會是災難：他缺乏才幹，將會給既得利益者予取予攜。我在本欄的討論，便一直把梁唐之爭看作是大財團與中產專業人士之爭。
梁振英有不少缺點，選梁不選唐是兩害相權選其輕者。梁以弱勢戰勝唐英年，其中有不少社會人士參與，不是作為「梁粉」或為梁服務，而是參與評價唐梁，公開討論唐梁所代表的勢力，以及唐勝梁敗的社會政治經濟後果。在大時代的形勢裏，個人有一定作用，但形勢比人強，不是梁個人勤力（或所謂其不誠信），不是「梁粉」努力，而是大勢所趨，在曾蔭權七年亂政後不得不如此。
因此，我對梁振英有期望，但沒有幻想。香港即使民主不足，民智開得不夠，卻已不是帝王將相的封建時代。香港的命運靠社會大眾，而非明君聖主的個人作用。梁振英上台後，他的施政作用、施政內容，我們都應指指點點肆意批評，因為我們不能相信他個人和他的班子，只能相信社會的監督和參與。
然而，批評、監督梁振英政府，不等於像一些人那樣，目的在於趕梁下台，讓唐英年一類人物上台，或藉攻梁來表現自己的政治作為，爭名沽利。批評、監督的目的是要梁政府做好工作，故在梁僭建問題上，即使證明梁的誠信不高，亦不減我們支持他的政府依法施政，而且會更為迫切積極地催逼他的政府撥亂反正，把過往的施政錯誤扭轉。這屬根本性政治原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