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民選政治其中一個制度，就是分權與制衡，主要是把權力分配在兩、三個甚至更多機構之內。美國主要是分布在行政和立法，一部分在司法，是比較典型的三權分立，不過，就算名為分立，也不是平均分布。英國便是行政、立法結合，多數黨組閣，所以是在立法中包住行政，也是行政主導立法，基本上是兩位一體；至於中華民國更標榜五權，但主要還是落在三權之上。
有分權自然有制衡，有制衡自然有對立，這是很自然的事。而到底是為了監察而制衡，還是為了爭權而對立，則是實際的政治行為，無法在制度設計時就確立，這涉及人的因素多於制度的因素。
在香港，制度設計上是行政主導。所謂主導，是權力配置方面，行政的權大一些，在某些範圍內，主動權落在行政部門，惟各權各有功能。可能不算是太合適的比喻，行政部門就等於汽車的引擎，而立法部門就等於煞車系統，主動權在行政部門，但立法部門有同意權，可以審批法律條文以及批准財政，在許多範圍內，立法部門不同意，行政部門便寸步難行。
因此，《基本法》的立法原意是立法對於行政既監察、也合作，其實也是合乎邏輯的。因為監察和合作並不排斥，監察的大原則是是其是、非其非，有理就放行，無理就駁回。做到是其是、非其非，那已經是合作的基礎和前提。
然而，因為種種原因，香港的立法機關，或起碼是泛民的議員，覺得監察就一定是站在行政的對立面，而要反對有力，就必須爭取更多權力。結果，立法部門就和行政部門長期關係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