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從正面的角度看問題，有一個走向三贏的前景。直接的贏家當然是莫言，百萬美元獎金在北京買房子，恐怕也夠不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部長級待遇。但是第一個中國官方接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份榮耀貴在前無古人，可以名垂青史。
諾貝爾獎評委也是贏家，一百多年都沒有中國人得到文學獎（高行健好像被當作法國人），怎麼也說不過去。如今東西方在精神文明又走近了一步。北京當局可以認為是大贏家，北京最高領導層把中共優秀黨員、全國作協副主席榮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當作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等於是國際社會對現今中國文化政策的肯定。雖然莫言、中國、諾貝爾評委同床異夢，那不是問題，同床就是和諧。
可能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耿耿於懷；二○一○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北京批評挪威干涉中國內政。高行健二○○○年獲獎被低調處理，他的作品在國內曾被禁。如今評委會乖乖地頒獎給有軍方背景的文化官，難免受西方文壇詬病。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彼得英葛蘭說「通過諷刺手法的運用，莫言讓讀者從書中閱讀出社會的陰暗面，他的作品也被認為是粗俗而淫蕩的。莫言寫的故事是我聽到最恐怖的故事」。他希望解釋頒獎的動機，是欣賞莫言暴露社會的陰暗面，以粗俗而淫蕩的筆觸向讀者講出最恐怖的故事。內地文壇批評莫言的小說，將醜演繹到登峰造極的是：人驢交配（《紅蝗》）、人狗交（ 《馬駒橫穿澤》）、兄妹亂倫（《模式與原型》）、女婿丈母亂淫（《酩酊國》）、妹夫大姨子性狂歡（《豐乳肥臀》）、兒子燒死母親（《模式與原型》）、女兒打死父親（《屠戶的女兒》）、媳婦打死婆婆（《豐乳肥臀》）、軍人扼死嬰兒（《金髮嬰兒》）。
如果將莫言同高行健一起歸類於「缺德派」，倒不會太牽強。莫言強調他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向來非常凌厲，也非常嚴肅。他說；我在一九八○年代寫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一切不公正現象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的作品有濃烈的鄉土氣息，讀者群應該是勞苦大眾和知識分子，莫言確實需要淡化他文化高層的身份。
莫言反對把文學政治化。他對媒體表示，「自己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在他回應有關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同時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毛澤東《講話》過分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過分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我們這一批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就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們後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可見在中國無法擺脫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莫言一九七六年入伍當兵，歷任班長、保密員、幹事等職。後就讀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一九九七年才脫離軍界，他是有二十一年軍齡的老兵。
莫言坦白說：「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寫作。」意思是他不能像某諾貝爾獎得主那樣自我放逐出洋，也不能像某諾貝爾獎得主那樣寧願做鐵窗內的文化人。他只能在「鳥籠文化」中作有限的盤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