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從正面的角度看問題,有一個走向三贏的前景。直接的贏家當然是莫言,百萬美元獎金在北京買房子,恐怕也夠不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部長級待遇。但是第一個中國官方接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份榮耀貴在前無古人,可以名垂青史。
諾貝爾獎評委也是贏家,一百多年都沒有中國人得到文學獎(高行健好像被當作法國人),怎麼也說不過去。如今東西方在精神文明又走近了一步。北京當局可以認為是大贏家,北京最高領導層把中共優秀黨員、全國作協副主席榮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當作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等於是國際社會對現今中國文化政策的肯定。雖然莫言、中國、諾貝爾評委同床異夢,那不是問題,同床就是和諧。
可能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耿耿於懷;二○一○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北京批評挪威干涉中國內政。高行健二○○○年獲獎被低調處理,他的作品在國內曾被禁。如今評委會乖乖地頒獎給有軍方背景的文化官,難免受西方文壇詬病。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彼得英葛蘭說「通過諷刺手法的運用,莫言讓讀者從書中閱讀出社會的陰暗面,他的作品也被認為是粗俗而淫蕩的。莫言寫的故事是我聽到最恐怖的故事」。他希望解釋頒獎的動機,是欣賞莫言暴露社會的陰暗面,以粗俗而淫蕩的筆觸向讀者講出最恐怖的故事。內地文壇批評莫言的小說,將醜演繹到登峰造極的是:人驢交配(《紅蝗》)、人狗交( 《馬駒橫穿澤》)、兄妹亂倫(《模式與原型》)、女婿丈母亂淫(《酩酊國》)、妹夫大姨子性狂歡(《豐乳肥臀》)、兒子燒死母親(《模式與原型》)、女兒打死父親(《屠戶的女兒》)、媳婦打死婆婆(《豐乳肥臀》)、軍人扼死嬰兒(《金髮嬰兒》)。
如果將莫言同高行健一起歸類於「缺德派」,倒不會太牽強。莫言強調他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向來非常凌厲,也非常嚴肅。他說;我在一九八○年代寫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十三步》、《豐乳肥臀》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上一切不公正現象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的作品有濃烈的鄉土氣息,讀者群應該是勞苦大眾和知識分子,莫言確實需要淡化他文化高層的身份。
莫言反對把文學政治化。他對媒體表示,「自己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而不是政治的勝利,作家的寫作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服務的,也不是為了哪一個團體服務的。」在他回應有關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同時感覺到它有巨大的局限,「毛澤東《講話》過分強調了文學和政治的關係,過分強調了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我們這一批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寫作的作家,就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們後來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可見在中國無法擺脫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莫言一九七六年入伍當兵,歷任班長、保密員、幹事等職。後就讀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一九九七年才脫離軍界,他是有二十一年軍齡的老兵。
莫言坦白說:「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寫作。」意思是他不能像某諾貝爾獎得主那樣自我放逐出洋,也不能像某諾貝爾獎得主那樣寧願做鐵窗內的文化人。他只能在「鳥籠文化」中作有限的盤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