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來，一方面是保釣在內地及台灣聲勢浩大。另方面在香港，由反國民教育到反新界東北發展、學聯抗殖等群情洶湧，連大部分香港傳媒和新聞工作者都全面偏頗。這情景使我想到四十年前的香港保釣運動。或許是我們垂垂老矣，後生可畏，但是年齡並不決定道理的大是大非。
四十年前保釣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示威，當年在殖民地統治下，示威遊行都屬非法，犯刑事罪。示威之前港英政府發動言論機器，在電視、電台、報紙全面批評保釣示威，反對大學生參與，並力勸家長不要讓子女參加。
但結果是大學生不畏恐嚇，不怕被拘捕，公開示威。在港英警察的圍捕下，洋警司棒打學生，為首的學聯領袖被捕。當時我代表港大學生報《學苑》與中大學生報的編輯們，在同學被捕後撤退到中大崇基宿舍，通宵趕寫號外，控訴港英粗暴鎮壓學生的行為，臨天光時由中大趕到灣仔船街的印刷廠執字排版印刷，號外因此可當日派發。
在示威翌日，香港所有傳媒報紙，包括《星島》、《明報》等都站在港英殖民主義者的立場譴責學生，不批評洋警司打傷學生。唯獨《東方》公開聲援學生，當時東方新辦，讀者不算多但立場堅決，令我們肅然起敬，四十年來我忘記不了當時的感覺。
四十年後，像一位朋友所說，香港傳媒已經「淪陷」，差別只是當年在英國統治下受殖民地政府控制，今天回歸十五年後，竟然也同樣充斥反共言論。在左報系統以外，未有淪陷的只是東方系報紙，一如四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