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歷史上，文人從政、學者從政，能夠爬上最高層，當然都要有「特定」的時代背景和人事機緣。當代王滬寧如此，歷史上的陳伯達、胡喬木也如此，關鍵是他們要獲得最高領袖的賞識。
迄今為止，文人從政、學者從政爬得最高的是陳伯達。在一九六九年召開的中共九大上，陳伯達出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排名僅僅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經歷文化大革命「戰鬥洗禮」的中共九大，創造了兩個「政治奇迹」：第一是把林彪接班寫進黨章；第二是讓純粹文人出身、秘書出身、學者出身的陳伯達晉升為政治局常委，這在黨內外是轟動一時的。
毛澤東時代另一位風頭頗勁的文人從政、學者從政之人是胡喬木，他比陳伯達年輕，毛澤東賞識他，劉少奇、周恩來也賞識他。他是「中共的一支筆」，對中共黨史頗有研究，起草過許多重要文件，「潤色」過毛澤東的文章詩詞，論筆頭「來得」似乎猶在「伯達同志」之上。不過，他在政治上更傾向劉少奇，文革中捱了整。他是文革後鄧小平等元老掌權時晉升至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至死不如「常委」陳伯達地位高——儘管陳伯達的常委僅曇花一現，一年後就在廬山會議上被毛澤東一句「政治騙子」打倒。
就時代背景而論，沒有文革和文革後的撥亂反正等特定需要，陳伯達和胡喬木都不可能在中共政壇爬上那麼高的位子。比較之下，如今的王滬寧比起陳伯達、胡喬木等人幸運，他沒有因為最高領袖的「變動」而在仕途上受阻遇難。江澤民發現他、提拔他、重用他，胡錦濤一樣重用他，十八大之後的習近平恐怕還會重用他。
然而，由於時代不同，王滬寧要達到陳伯達「入常」的境界應該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