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正當香港因推行國民教育爭拗得面紅耳赤，而北京正緊鑼密鼓籌備十八大之際，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發表為《簡明中國歷史讀本》所作的序言《高度重視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重申「一名領導幹部不善於從歷史中吸取營養，不可能成為高明的領導者」；強調「特別是領導幹部要自覺學習歷史，把提高歷史素養放到更為重要的位置上來看待，多讀一點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發展史，吸取經驗，陶冶情操，開闊眼界，以利於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提高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水平和能力」。
江澤民以上見解，誠然是對執政黨「全黨同志」的「溫馨提示」，而對「一國兩制」格局下梁振英的管治班子，何嘗不是切中要害的「金玉良言」！
香港有句俗語「跟官要知官姓乜」，港英時期香港跟的「官」姓「英」；回歸後香港跟的「官」姓「中」。不可否認，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奴化教育，潛移默化形成了部分港人對祖國的疏離感。縱然九七年實現了政權交接，但「港人治港」的十八萬公務員尤其是司法人員，絕大部分對中華民族發展史的認識少得可憐。從董建華到曾蔭權再到梁振英，三位特首及其問責高官團隊和行政會議成員，歷史素養絕對是薄弱環節。不少高官有如「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熟悉倫敦多過北京，講英文流利過普通話。十五年來管治中較大的偏差，與治港班子「不善於從歷史中吸取營養」有莫大關係！
回歸以來，「港人治港」震盪最大、挫折最深的首推二○○三年「二十三條立法」夭折。本來立法保障國家安全是《基本法》規定的港府憲制責任，問題是港府倉卒上馬，對何謂「煽動」、「顛覆」、「竊取國家機密」等概念「罪」與「非罪」如何有別於內地詮釋的一套沒有解釋清楚，以致觸動了港人關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敏感的神經，導致當年「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結果「二十三條立法」胎死腹中。
可惜董建華及其管治團隊不熟悉歷史，不了解北宋「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教訓：失敗原因在於觸動了守舊的既得利益集團格局，反對派勢力強大，以及王安石在「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精神影響下對持不同政見者策略失當，令很多人站到變法對立面。若果董班子能注重吸取和借鑑此段歷史經驗，就不會在連續五年通縮、經濟低迷、民生困苦、「非典」肆虐的不利時機，貿貿然以簡單粗疏的手法，去推「二十三條立法」，以致釀成管治「滑鐵盧」！
梁振英上台以來，反對派喉舌、政客對梁班子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動輒叫人「下台」，好像要求「港人治港」變成「完人治港」，實質企圖癱瘓政府運作，以便趁亂奪取管治權。若我們學習歷史，古今中外有哪位政治領袖是完人？當今仍然在台灣享有最高威望的政治人物蔣經國，是台灣推行「十大建設」，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准許老兵返大陸探親的大有為政治領袖；但他早年在大陸主政贛南時，也曾有婚外情，誕下兩名私生子，台灣民眾還不是一樣看大節而崇敬他嗎？
雖然香港實行不同於內地的一制，但江澤民「高度重視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教誨對港頗具現實指導意義，治港者要深刻領悟，不光是提高管治水平的需要，也是堅持「一國」原則應有之義，應列為國民教育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