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時代到改革開放時代，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有一個「玩法」，佔據主動位置和想整人的一方，如果想把事情搞大，想多整些政敵，就會搬出「政變之說」，「篡黨奪權」之說，「反黨集團」之說，「路線鬥爭」之說等等；如果不想把事情搞大，或沒有能力把事情搞大，就會限於「個人經濟問題」、「違紀問題」算數。當然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玩法也不能全都是憑空捏造，無中生有，總要有些「證據」，有些表象，但如何操作，偏向哪一方，則是大有餘地和講究的。這就是中共高層權爭引人入勝之處，也是它的高度不確定性。
王立軍事件、薄熙來事件發生至今，真正的內情外人並不了解，中共最高層在面對這些事件時各派各人物扮演甚麼角色，採取甚麼立場，使出甚麼手段，如何把「解決問題」引向有利於自己，想達到甚麼目的等等，外人也不清楚。不過，有上述兩種說法和玩法是顯而易見的，也即有「政變之說」、「復辟文革」之說；也有「個案」之說，「違紀」之說，「經濟問題」之說。前者要把鬥爭擴大化，把水攪渾，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把解放軍的兩位太子黨高級將領，把胡錦濤的大秘令計劃，把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劉雲山等都扯進來，混戰一場。此外，還要把這場鬥爭的「重要意義」、「歷史作用」無限放大，說是在「捍衞改革開放」、「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擊退「文革復辟」……
後者則只是處理了王立軍、薄熙來就完事，問題的性質也完全是「個人」的罪咎，不再牽扯他人，也不用上綱上線和政治大局、國家走向「同呼吸、共命運」。至於這兩種說法、玩法誰佔上風，則要鬥過方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