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重視特區政府管治水平的提升，原來對曾蔭權有所期許，尤其是回歸以降，民意民情不斷高漲，○三年沙士結束後的大遊行，震驚中央，及後中央要求董建華要「查找不足」。
了解民意民情的變化與走勢，爭取政策有較堅實的民意為基礎，同時做好謀劃長遠的研究工作，着力化解社會矛盾，通過改善民生，營造和諧社會，應該是曾蔭權政府責無旁貸的施政目標。
○五年曾蔭權首次上京述職，溫家寶總理除肯定當年香港經濟與社會發展勢頭良好之餘，首次點出「但仍有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明顯地要求曾蔭權要努力改善管治水平，施政要着眼香港的長遠發展。
可惜曾蔭權的官僚心態不變，對中央的關注虛應周旋，直到爆發尖沙咀鐘樓事件以至皇后碼頭拆卸風暴刮起，才猛然醒覺社會環境已變，年輕一代關注文化保育議題，「集體回憶」概念高唱入雲，催生了「新社會運動」，終於衝垮了傳統的諮詢體制與程序理性，迫使曾蔭權不得不撲火。
曾蔭權的回應，是要搞「走入群眾」及開放式的諮詢制度。○七年剛上任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親自到皇后碼頭與群眾對話，成為經典一幕，可惜只是曇花一現。問責高官始終未能改變高高在上的官僚心態，放下身段走進群眾尋求對話與諒解，同時要把握年輕人的語彙。曾蔭權終其任內，制訂政策總是自以為是及閉門造車，完全脫離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