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面對中國當前的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攻堅期，面臨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重慶模式」是以個人專斷為內核，以政治運動為手段去博取一時的轟動效應，惟其偏離民主與法制軌道，不足為訓。與此相反的是，汪洋在廣東勇於探索，就關係到執政黨生死存亡的政治體制改革發表一系列觀點，且從價值觀角度論述政改的方向。對於「中國向何處去」而言，汪洋話語及其打造的「烏坎模式」無疑有着較為正面的作用。
汪洋最近指出：「一個好的制度比一個好的領導更重要，改革要從黨和政府頭上開刀，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這可說中要害。
就以用人的利益格局為例，由於幹部的培養、考察、使用、提拔的權力授予民主機制缺位，當今實際是「上級說你行，不行也行；上級說你不行，行也不行」，因此，買官賣官的腐敗現象大行其道。珠三角某市一個鎮的第一把手「烏紗帽」要五千萬元，一個派出所所長職位也要三百萬元。已揭露的一些「窩案」，一大批官員的「烏紗帽」全都是買賣得來的。落重本買官自然要「一本萬利」賺回來，貪污、受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等無所不為，社會利益、人民利益被搜刮、侵吞，官民矛盾、對立日益尖銳。試問這樣腐敗的利益格局不改革怎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