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領導人經常說香港有深層次矛盾，這些矛盾已經存在社會結構之內，在政治選舉中表達出來，就是政治上的對抗。
反對派和建制派最大的矛盾，是在於對北京的態度，建制派基本上是認同北京的權威以及執政的體制（但其實在今次特首選舉中，北京這個權威有多大，都要重新估計），但泛民就質疑甚至挑戰這個體制、這個權威。愛國與反共，是長期困擾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個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建制和泛民的大和解將只是停留在口頭上，真的要做，一步也走不來。
到今次建制派的分裂，最主要是在既得利益與非既得利益之分別，而表現最尖銳的就是在房地產市場、醫療市場以及產業政策方面。唐英年是代表了既得利益的延續，而梁振英則是代表了現時政策路線的修正，所以對唐英年打擊最大的不是其緋聞，而是他公開發表言論，警告青年人會車毀人亡和質疑市民為何做不了李嘉誠第二，唐英年這一番言論，確定了他是現時曾蔭權政策的延續，因而大失民心。
香港各派系的政治對立，政治制度的設計固然有以致之，例如選舉集中在立法會，選舉方法又以比例代表制為主，社會上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反共和貧富不均，現有政策偏向大財團等，都令到香港嚴重分裂。所以要大和解，就要針對這些制度上的問題以及社會上的深層次矛盾，就算只是彌縫建制派的分裂，也不能只靠大和解這口號，而要社會接受一套新的遊戲規則去分配財富，若是各執一詞甚至各走極端，大和解仍然只是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