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唐營某些「大粒佬」的看法，特首選舉就不應該有兩個建制派人選參加，這樣做，會「分裂建制派」，「給反對派以可乘之機」。因此，當有建制派人挑戰唐英年時，他們就跑到北京「痛陳利害」，要朝廷出手勸退挑戰者。
從整個「選舉流程」來看，朝廷若想行勸退之舉，最終保證建制派一人參選「大獲全勝」，有四個「時機」，一是挑戰者剛剛冒頭，還未公開表明參選特首，朝廷就把他「啪」回去；二是在新的「選委會」產生之時，挑戰者看到「小圈子」的人事組成，大大不利於自己可獲足夠的提名票；三是在正式報名成為特首「參選人」之前，參選人「認清」了形勢；四是正式成為候選人後，在競選過程中出現某種狀況。
上述四個「時機」，前兩個只適用於梁振英，後兩個唐英年也可以有份，即到了一定的階段，在一定的形勢下，唐英年也有可能成為「勸退」對象，他也應該知道再讓朝廷挺他，那就會陷朝廷於不義，陷朝廷於困境。
前兩個「勸退」時機，都是針對挑戰者梁振英的，唐營為此不遺餘力。但因梁振英的堅持和高民望支持，唐營「勸說」朝廷「勸退」CY沒有得逞。北京在唐、梁同時參選問題上持開放態度。兩、三個月下來，唐、梁競爭的結果，是唐英年依然民望低殘、表現欠佳，梁振英依然高民望，愈戰愈勇，那麼，朝廷為了讓香港選出「能力較強、民望較高」的特首，為了香港未來五年的管治大局，是不是會「傾向」梁振英勝出呢？是不是就要認真考慮與此相關的兩大問題：一是要做好「小圈子」的工作，引導他們的投票取向和社會民意民情同步；二是若對「引導」工作沒有把握，那就要考慮勸退唐唐，免得出現讓朝廷不愉快、讓百姓不接受的選舉結果。
上述問題最圓滿的解決之道，莫過於唐唐自己「識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