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從政的心態和做生意做人做事的心態差不多，習慣於「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等人把甚麼都給安排好了，自己做做樣子，擺擺架勢，就「大功告成」也。
唐英年是「富二代」，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富二代」，其家世有頗紅的色彩，是和朝廷政治上長期保持一致、有深厚人脈關係的愛國大商家，據說和峰層還有「私交」。這種人在香港「從政」最有「快速發展」、「一躍龍門」的機會，比內地「富二代」方便得多。內地「從政」、走官場路子，「富二代」遠不如「官二代」、「太子黨」具優勢。
內地官場沒有香港官場的「高官問責制」，不可能從「社會上」找「精英人士」一下子出任政治高官。內地官場不論甚麼人，包括「富二代」，都要一點點往上爬，要有考績考核，要有不同程度的各方經歷。當然，有關係者這些「程序」會簡捷一些，但畢竟繞不過去。內地官場就算「官二代」和「太子黨」也沒有一下子出任政治高官者，都要在官場打磨歷練，要捱相當一段時間。
香港情況比較特殊，尤其是回歸五年後推出「高官問責制」，就為唐英年這種與朝廷關係「神秘」的「富二代」從政當官者大開了方便之門，其「命水」好過內地「官二代」和「太子黨」，可以完全從「白丁」一下子成為政治高官。如果沒有「高官問責制」，香港「富二代」要想從政當官以至被朝廷培養成「未來特首」，那就十分麻煩，要麼進入公務員隊伍「一步步往上爬」，要麼當政客參加各式各樣的選舉，這些都要花很多時間精力，付出很大代價，親力親為大費周章。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爬上高位，出人頭地。
如果沒有「高官問責制」，「富二代」的唐英年恐怕未必夠膽和有耐性進官場、走仕途、當特首。與此同時，朝廷也沒辦法對其「定向培養」，他這樣的「富二代」就只能入政協當花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