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專制獨裁國家，監聽是穩固政府領導的重要手段，台灣走過威權的道路，在老蔣時代為了保密防諜和鞏固政權，監聽與掌握情治乃必要之惡，此即為白色恐怖。多少人因冤假錯案，甚至被以匪諜之名而入獄，這一段悲情記憶讓台灣民眾刻骨銘心，也說明了國安情治機關的絕對權威。
台灣這些年來走向民主的道路，但從蔣介石到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至今，情治單位的肅殺之氣並沒有消逝，不但對外也更對內，這一歷史共業不斷延傳，才會傳出陳水扁當政後，擔心國安情治人員不能配合而大舉換班，重用親信擔任東廠之職，而後更證明了調查局長葉盛茂等均為扁所用，為扁效忠，事先透露國際追查扁家的海外資金，讓扁得以調度籌謀，當然神秘子彈的後續效應更獲得國安單位的配合。
選舉在台灣是全民運動，民主化未能讓政府機構保持行政中立，政府單位均投入選戰，各機關總動員，沿襲舊制監聽選情及政治人物的動向。台灣的政界人物對此均有所警戒，決不敢在電話中暢所欲言，擔心成為監聽的對象，甚至連重要媒體人也有所顧忌。
從九六年總統直選以來，每次大選都引爆竊聽風暴，現亦不例外，情治系統捲入選戰是政治禁忌，近台灣媒體歷歷舉證情治人員介入選舉蒐集情報，在台灣人眼中乃是不爭的事實，見怪不怪。
當然，台灣經過兩度的政黨輪替，民主的道路應更完善，整頓檢調情治單位是選民的期盼，馬英九的四年尚未能撥亂反正，只有期待在他連任後能真正改善社會不公不義之現象，讓台灣真正成為民主的典範，讓人民有免於被監聽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