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在香港是久久不能解開的結。事實上，「六四」問題可以像中國許多歷史問題一樣成為顯學，當然，在內地沒有研究的客觀條件，因為還是禁區。在香港及海外限制少很多，但史料不一定全面，惟只要可以公開講，就可以還原真相。
二○一二年伊始，看到的第一份「六四」材料，是方勵之有關當時中美秘密交涉釋放他的經過。他說，一九九○年春季，「方勵之問題」沒有進展，中美雙方都已知道底線，雖無不可解的利益衝突，但一時找不到出路。
後來為甚麼放人？方勵之的手法很聰明，他說日本《產經新聞》的報道同他知道的片段脗合；接着引述其報道，指在美國總統特使兩次來中國的談判破裂後，中國要求日本履行第三次日圓貸款的承諾。因為日本財界的壓力，當時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有意解除對華制裁，派員赴美探詢美方意向，知道前提是解決方勵之問題。於是，時任日駐華大使橋本便與當時的中共對外聯絡部長朱良多次密談，表示日本在休斯敦峰會將努力促成解除制裁，但希望中國也作出適切的回應。一周後，北京同意方以治病為由出國。方勵之出國兩周後，美日在休斯敦工業國峰會採取同一步調，分別解除凍結世界銀行的二十三億美元和日本的五十六億美元對華貸款。
那時，三禪和不少人都以為方勵之將長困在美使館；現在，回過頭看，鄧小平收拾殘局時冷靜下來了，以經濟發展大局為重。看來，放方勵之是換日圓貸款，畢竟當時中國外匯儲備才約六十億美元，但這不全面，老鄧要的是全面解除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