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陸豐烏坎村民和平抗爭事件，乃是中共主政六十餘年來農民第一次既不做「臣民」，也不做「暴民」，而是還原為憲法所賦予的公民身份登上歷史舞台，顯示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新覺醒，也向整個社會發出清晰的訊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契機到來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打天下坐天下」，頭二十七年治國理政是「史太林加秦始皇」一套：經濟體制是僵化的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經營全被剷除，為單一的國有經濟所代替，農民多養幾隻雞、多養隻豬乸都被批為「資本主義尾巴」，要「割除」；城裏人搞些手工業加工，也被扣上「開設地下工廠」罪名抓去坐牢。
與此相配套的政治體制，則是「階級鬥爭為綱」下的權力高度集中，權力的授予、監督、制約的制度建設缺位。正如鄧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鄧小平還直斥：「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如果說政治體制的弊端在三十餘年前「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到了今天，這些弊端的嚴重性更「已達到令人無法形容的地步」。
烏坎村維權抗爭源於村官勾結港商倒賣土地，私吞徵地賠償金，嚴重損害村民利益。當中，烏坎村第一把手，即黨支部書記一職，居然由薛昌一人盤據達四十一年之久，亦即是說其人乃歷毛澤東、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的「六朝不倒翁」。常言「權力產生腐敗，絕對權力產生絕對腐敗」，薛昌一類官吏以權謀私，實際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產物，有深刻的社會根源。
由於中共是執政黨，其建黨理論和權力架構源於列寧的「群眾、階級、政黨、領袖學說」，即群眾是分階級的，而階級通常由政黨領導，政黨則由最有經驗、最有權威、被稱為領袖的人掌舵。而由史太林開始到毛澤東，領袖由「眾數」變成「單數」，「階級專政」淪為「領袖專政」。即使是鄧小平，談及「核心」講到毛澤東和他本人及江澤民時，「核心」都是指一個人。既然中國政體是「工農兵學商，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把手，當然就成了「領導一切」的化身。尤其在用人機制仍停留在「上級說你行，不行也行；上級說你不行，行也不行」的格局中，貪官污吏只要逢迎、賄賂上級，哪怕村民怨聲載道，也「笑罵由人，貪官我自為之」。如此怪事孰令致之？當然根源在於制度、體制！
烏坎村維權抗爭雖然在廣東省委工作組直接介入下得以初步解決，但也帶出一個問題：本來村上面有東海鎮，鎮上面有縣級陸豐市，縣級市上面有地（廳）級的汕尾市，烏坎村民提出的釋放被捕村民代表、交還疑遭虐殺的村民代表薛錦波遺體、承認村民臨時理事會合法等三項卑微要求，為甚麼鎮、縣、市三級政權都置若罔聞，久拖不決，非得鬧至哄動中外輿論才由省一級大員出手解決？
按道理，鎮、縣、市三級政權也是「食君（人民）之祿」，為何不「分君（人民）之憂」？中央三令五申「要將不安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為何鎮、縣、市領導層「闊佬懶理」，要勞煩到省委領導人出面與村民對話方能將事件擺平？烏坎村民所提幾點要求合情、合理、合法，鎮、縣、市有甚麼理由「睬你都傻」？為甚麼見問題就拖，見矛盾就躲，見抗爭就壓？如果鎮能公正解決，村民何須鬧上縣？如果縣能及時處理，村民何必到市一級政府請願抗議？這說明基層政府面對大量屬人民內部矛盾的群體性抗爭，基本上不作為，甚至借助暴力（公安、武警等）來壓得一時得一時。
基層政權面對村民維權不作為，很大問題是出在領導幹部素質低劣，有「土皇帝」之態而無「人民公僕」之心。事件如火如荼之際，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嚇唬村民：「對着幹沒有好下場！」還大罵：「境外的媒體信得過，母豬都會上樹！」怪不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烏坎村民在大規模群體性抗爭之前，從○九年六月開始，曾先後十多次到鎮、縣、市、省上訪，結果「竹籃打水一場空」，甚麼都沒有解決。烏坎村擁有的九千畝土地，被村官一手遮天，勾結港商倒賣了六千七百畝，徵地款遭私吞，村民幾乎分文未得，這分明已觸犯了法律。而村民在縣、市、省法院衙門八字開情況下，居然不能透過法院民事或刑事起訴告倒村官，而將希望寄託於多番「上訪」，這根本就是「權大於法」的畸形產物。
猶記改革開放之初，有記者問時任人大委員長的中共老政法書記彭真：「究竟是黨大還是法大？」彭真坦率地說：「我也搞不清楚。」實際情況卻是「黨大於法」！無論是陸豐市法院、汕尾市中級法院抑或廣東省高級法院，都在烏坎村官商勾結倒賣土地弊案中不作為，直到烏坎維權搞到海內外沸沸揚揚，才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率領的省委工作組介入初步化解。廣東省委的開明當然值得一讚，但畢竟是「人治」而非「法治」，縣、市、省司法不作為更值得一彈，更值得人們深思。
前年十一月，筆者在為趙連海呼冤、為國家法治吶喊時曾大聲疾呼：「政改應由法治始！」年前溫家寶總理也一併提出「司法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無疑是「對症下藥」。因為在目前「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氛圍下，誰要是提出甚麼「多黨制」、「輪流執政」、「三權分立」、「代議政制」等「曲高和寡」的政治體制改革措施，必定遭到執政黨的堅決拒絕。但基於共產黨也意識到要由「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那麼與此相適應，提出由「人治」轉變為「法治」，「政改應由法治始」，則執政黨斷無拒絕之理由。
事實上，據外電報道類似烏坎村的情況大量、普遍存在，約有六十多萬個「烏坎村」式「定時炸彈」。要煞止官商勾結倒賣土地私吞公款的貪腐案件，要靠制度即法治，而不能靠「領導」即人治。即以廣東省為例，全省一百多個縣或縣級市，每個縣有幾十個鎮，每個鎮有十幾條村，如果村官貪腐都要靠省委副書記帶工作組去「擺平」，試問全省有幾個朱明國？能派幾個工作組？人們又反過來問，縣、市、省的司法系統連一個貪腐村官都治不了嗎？國家設立這個系統不可能只是用來對付百姓吧？
筆者曾與一位中央官員談起，港英殖民統治的一百五十多年，公認無民主，卻有自由與法治，所以香港人的權益受到侵犯，口頭禪是「我找律師告你」；反觀內地居民權益受到損害，卻是「上訪找領導」，希望遇到「包青天」。這就是「法治」與「人治」的分野。
由於歷史原因，在中國城鄉「二元架構」中農民的經濟、文化以至民主意識的落後，構成延綿數千年封建主義統治基礎，也是中共黨內既得利益勢力拖延、否定、抗拒政治體制改革的底氣所在。現在，烏坎村農民已從「臣民」還原為公民，連廣東省委負責人都意識到要「變『為民作主』為『由民作主』」，政治體制改革時機已告成熟。執政黨理應站在歷史潮流前面因勢利導，將鄧小平倡導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偉業推向前進！
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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