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制檢討是一個重要課題，不應留待下屆政府處理，要提早拆彈，近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官員承認擴大問責制，增聘高薪厚祿的政治助理，成效不彰，建議用減薪降職方式加以改善，對問責制的問題，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有轉移公眾視線之嫌。
政治助理僅是問責制的一個小角落，副局長的角色及問責官員與公務員的磨合問題，影響重要得多，為何不作審視？只聚焦於政助，教人感到莫名其妙。
同一時間，局方忽然又提到可考慮增設副司長，輿論批評在沒有深入檢討問責制運作的經驗教訓下，增設副司長高職，難以說服公眾，立法會議員也普遍持異議。
至於十二個政策局是否需要重組，其實不屬於問責制檢討範疇，雖然關係比較密切。行政架構因應香港內外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化作出改動，重新整合，是很自然的事，目的在於提升行政管理的效率，不應與負責政治工作的問責制混淆。
自從○二年高官問責制施行以來，行政立法關係未見有大幅度改善，兩者間的緊張度明顯，有時更出現僵持局面，未來新政府如何改善兩者關係，是管治課題方面最大的挑戰。近期，無論是唐英年還是梁振英，都表示重視管治這個課題，全面論述如何優化問責制，勢所難免。
現屆政府應就問責制的各方面，從正副局長職能的發揮，到政助角色的配合，以至薪酬釐定方面，諮詢公眾，尋求優化空間。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問責官員與常任公務員的磨合經驗，是難以迴避的議題，近年正副常秘與局長不咬弦的傳說時有所聞，恐怕並非空穴來風，應該是檢討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