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月十一日，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一千二百名成員將全部產生，他們肩負港人和中央的重託期望，將於明年三月二十五日以神聖一票選出下屆特首。
香港人口七百萬，當中選民三百六十萬。由於歷史原因，下屆特首最後一次仍由「小圈子」而非普選產生。雖然客觀上成為一千二百名「有票之人」是一項榮譽，但選舉結果要獲得高度認受性，就不能忽略民心、民意、民氣。每個選舉委員會成員都應該將責任看得高於榮譽，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情懷，本着「對港人負責，對歷史負責」的使命感，慎重選出愛國愛港、有較高認受性、有作為的下任行政長官，成為香港沿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航向勝利前進的舵手。套用「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古訓，面對關乎香港命運的抉擇，一千二百名選委也應有「一票興港，一票喪港」的責任感。
歷史是一面鏡子。一九三三年，德國納粹首領希特拉上台，對內獨裁、對外侵略勢頭日益明顯。然而，經歷一戰災難後的英國朝野和平主義抬頭，各政黨為迎合選民追求安逸的心理，爭相鼓吹裁軍，民眾一廂情願地認為歷史不會重演一戰慘劇，政客張伯倫便是其中代表人物。邱吉爾在政壇則是「一士諤諤」，孤獨地反對裁軍，並一再警告德國正在撕毀《凡爾賽條約》。邱反覆提醒，希特拉的法西斯獨裁將給歐洲帶來災難，若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導致文明的毀滅。他呼籲英國應提高警惕，加強軍備，並敦促法國重視德國威脅，作好應變準備，但多數人將其預警斥為危言聳聽。儘管英國明擺着擁有邱吉爾這樣一位頭腦清醒、目光如炬的傑出領袖，但迷戀和平、無視納粹德國整軍經武的民粹主義卻佔了上風，令奉行綏靖政策的張伯倫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底出任英國首相。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由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主催，英法德意四國領袖齊集慕尼黑開會。單方面幻想避免戰爭的張伯倫不顧邱吉爾的大力反對，聯同法國總理達拉第，接受了德國吞併捷克蘇台德區的要求，即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協定》。張伯倫帶着希特拉「到此為止」的一份空洞承諾返國，自以為立下不世之功，宣稱：「在我國歷史上，這是第二次把光榮的和平從德國帶回唐寧街！」在國會，邱吉爾堅持真理，直斥綏靖政策，他憤怒地指出：「我們已經遭受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但他的發言卻被淹沒在一片噓聲之中。
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拉德國繼鯨吞捷克後大舉入侵波蘭，二戰正式爆發，張伯倫的綏靖政策宣告徹底失敗。次年五月，一直對希特拉侵略意圖洞若觀火的邱吉爾接任戰時內閣首相，經歷深重苦難，終於領導英國取得二戰勝利。意味深長的是，邱吉爾後來將希特拉侵略稱為「非必然的戰爭」，認為這次戰爭原本在開始時就可以輕易制止，但英國人民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腸而讓壞人重新武裝」。可見，在二戰醞釀過程中，英國人民選張伯倫還是選邱吉爾，是影響歷史發展的抉擇。
常言「溫故而知新」，今天，在香港即將選擇新一屆特首之際，面對內外嚴峻的形勢，一千二百位即將產生的選委一定要有憂患意識，認清目前形勢和我們的責任。
首先，面對歐債、美債危機，並非技術性危機、階段性危機，而是戰略性危機、總清算危機，其程度之嚴重、持續時間之長以及對香港衝擊之深遠，預期將超出一般人想像。根據是，經過二戰之後六十多年福利主義掛帥，歐美發達國家社會經濟已被「選票政治」所綁架。各政黨為了成為執政黨或爭取連任，無一例外地向選民提出「高福利，不加稅」的政綱。而民眾福利由於一屆接一屆競選層層加碼，終歸碰到「錢從何來」這個基本問題。
政府開支難以為繼，只好舉債度日，為政者面對債台高築，皆抱着「我任期屆滿之後，哪怕洪水滔天」心理，博一時之掌聲，遺百年之大患。即使到了走投無路之時，「開源」即加稅怕得罪選民，「節流」即削減福利也怕得罪選民，哪個政黨都不肯做「醜人」。美國因民主、共和兩黨爭拗，差點弄得提高國債上限法案過不了關，以及目前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的社會經濟危機不知伊於胡底，其源蓋出於此。由於牽涉到政府寅吃卯糧的治國理財模式和民眾「低儲蓄、高消費、高借貸」的生活方式，積重難返，積習難改，很可能導致系統性崩塌，來一次「火浴鳳凰」。所以，作為小型外向經濟體的香港，面對「世界經濟進入新的危險期」的大氣候，要作好準備打逆風仗、打持久戰，選委們理應以大局為重，務必選一個「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有魄力、有作為的下屆特首。
再者，最近發源於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波及包括香港在內的約百個國家、地區，「扭轉貧富懸殊」、「反對官商勾結」是當中的主旋律，而「佔領」行為與動亂只有一步之遙。因此，主政者在制訂政策過程中如何正視社會上「富貴」者少、「閉翳」者多的現實，關注貧窮、弱勢、基層的利益，同時維護「私有財產不容侵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經濟、「稅賦平等」等社會核心價值，在兩者之間求得社會最大公約數，調節好社會各階層利益，不至於向某一階層（如大財團）傾斜，都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香港由於缺乏長期的土地規劃、儲備政策，加上大洋兩岸熱錢的流入，樓價連年飆升，遠超一般市民的購買力，八十後學業、就業、置業倍加艱辛，社會財富向大財團尤其是大地產商匯聚，加劇了社會矛盾，從而產生「地產霸權」之說。因此，特首選委必須出以公心，用實際行動打破「大財團決定論」，消除「官商勾結」疑雲，真正從「為香港好」出發，選一個關心基層市民疾苦、理解中產階級訴求、保障工商界合法權益、勤政愛民的下任特首，如此才能順應求穩定、求和諧、求發展的社會主流意識，將「一國兩制」推向前進！
當年香港五十萬人上街「反二十三條立法」及最近「佔領華爾街」事件表明，無論社會改革還是社會革命，在於當政者的駕馭能力。當政者有魄力，就能將民眾對政策的不滿訴求作為動力納入改革，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妥善有序地加以化解，將「壞事」變「好事」，令社會向上提升；相反，若管治者弱勢無能，「開口夾着脷」，只會加劇社會矛盾，甚至由非對抗性轉化為對抗性，本來可以改革的變成革命，令社會向下沉淪。屆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大財團能獨善其身嗎？
由於人大常委會已一錘定音決定二○一七年普選特首，從「我們正在寫歷史」角度而言，「末代」選委會應在香港政制發展史上留下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好名聲。鑑於台灣「不問是非，只問藍綠」的選舉文化令政治生態惡質化的教訓，選委會成員應遵循「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的古訓，摒棄「只講關係，不問德才」的狹隘觀念，以大局為重，權衡哪位特首參選人的政綱、理念、能力（包括處理危機的應變能力）更適合扛起香港這副重擔，選人唯賢，尊重民意，從而投下神聖、負責任的一票，而不應以關係定親疏，以小團體的狹隘利益定投票意向。既然唐英年和梁振英都愛國愛港，在離正式投票尚有三個月時間一較高低的情況下，若「小圈子」選舉結果與民意有巨大落差，夾硬「拉牛上樹」，「高票」選出的特首在社會上支持度低得可憐，難免會激起「強姦民意」的指摘，引發廣大市民和輿論抗議，香港的穩定、和諧、發展只會成為空話，「一國兩制」對台灣的感召力也將一鋪清袋。
希望即將產生的選委「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對港人負責，對歷史負責！
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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