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英殖民統治的一百五十多年間，香港總督由宗主國欽點空降，憑着《英皇制誥》、《皇室訓令》掌控大權，行政、立法兩局都是諮詢機構，公務員只需要做Yes Man，「我要做好呢份工」而毋須「大海航行靠舵手」，對「政治智慧」根本「冇要求」！至於身處「有自由、有法治而無民主」環境的殖民地「子民」，橫豎無權，「最緊要係搵食」成為人生格言，「國家事，管他娘」！很難自發地具備甚麼「政治智慧」。而隨着香港進入回歸前的過渡期，港英當局推行代議政制，出於「民主拒共」、「主權換治權」、「還政於民」部署的需要，當局藉一九八九年北京風波的「東風」，豢養了一批「政治明星」，成為回歸後反對派的骨幹。然而，除了司徒華，反對派骨幹基本上都是「番書仔」（如李柱銘等）、「番書女」（如余若薇等）。俗語「跟官要知官姓乜」，九七前香港「跟」的「官」姓「英」，反對派自然「知」之甚詳；但九七後香港「跟」的「官」姓「中」，反對派就一知半解、誤解甚至曲解，講「政治智慧」當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談到建制派，優點是愛國愛港，忠誠度高；但如何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尤其是如何處理「與中央保持一致」與適應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生活方式派生的主流價值觀的關係，往往進退失據，「順得哥情失嫂意」。因而關於「六四」看法、對劉曉波評價等問題成為建制派的「死穴」，被反對派和部分市民譏為「阿爺吹雞，全部跪低」，在地區直選中居於下風，「政治智慧」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香港雖然傳統上屬工商城市，但「一國兩制」畢竟是前無古人的探索和實踐，尤其人大常委會一錘定音，訂下了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和二○二○年普選立法會的時間表，特首也好，管治班子成員也好，參政論政人士也好，都有責任培養和提高自己的政治智慧，令「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少走彎路，避免滑到邪路，從而走上安定繁榮的正路！
如何培養和提升自己的政治智慧，為國建言獻策時更加敢言、善言？筆者可以和讀者分享一下心得體會，以期拋磚引玉，集思廣益，共同提高。
第一，博覽群書、熟讀歷史、了解國情、掌握規律，是培養政治智慧的途徑。古人講「以史為鑑，可知興替」，就是這個意思。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當時我翻閱香港報章，看到大陸廣西、雲南邊境軍民集會追悼被越南侵略者打死的同胞消息，配以《人民日報》「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評論員文章。回想前一天北京曾向越南提出「最緊急、最強烈、最嚴重的抗議照會」，而鄧小平不久前訪問美國、日本時一再聲言要「教訓」越南這個「地區霸權主義者」。這一切，使我聯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邊界事態，當時是一樣的追悼會，一樣的評論文章，一樣的抗議照會，跟着自衞反擊戰就打響了。經過對比，我覺得一九七九年二月中越邊界態勢與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邊界形勢實在太相似了，一場懲越戰爭照理是迫在眉睫。又回顧歷史上珍珠港事件、希特拉德國侵蘇、金日成北韓南犯爆發都是在周末或周日，莫非中越之戰今日（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就要打起來？我當即吩咐經紀聯絡公司客戶，將自己判斷「中越之戰很可能在今、明天爆發」的想法告訴大家，建議馬上買入香港九九金。結果，星期天早上就看到新聞報告「中越開戰」，黃金每両跳升三十多元。有人笑我：「中國甚麼時候開戰你都知道，你是總參謀長呀！」我說：「不是知道，是料到。歷史經驗才是我們的總參謀長！」
第二，出於公心、為國為民而「是其是、非其非」，責任重於名利，是培養政治智慧的正確方向。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上，面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左」的一套造成的惡果，彭德懷元帥「一士諤諤」，寫信給毛澤東提意見，結果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頭子」遭撤職罷官，而歷史證明彭德懷是最有政治智慧的先知先覺者！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是政治智慧的歸宿。去年十一月，眼見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嬰兒家長莫名其妙被北京大興區法院控以所謂「尋釁滋事罪」判監兩年半，我對照過內地《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有關規定，發現大興區法院肆無忌憚地犯下「逾期羈押」、「不當閉門審理」、「逾期判決」、「禁見律師」、「阻撓上訴」等「五宗罪」，明顯違反中央「依法治國」方針，違背「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精神，是對人類良知的踐踏和對執政黨「以人為本，執政為民」宗旨的背叛，故此拍案而起，寫出《非法的法，無罪的罪》一文，在電台節目宣讀和在報章刊登全版廣告，引起市民廣泛回響和交口稱讚。我深切體會到，捍衞「一國」主權與捍衞香港社會核心價值並非對立的，是可以一致的。我表象是為趙連海伸冤，打抱不平，深層次是為國家法治吶喊，希望國家長治久安；而法治恰好是香港社會最為寶貴的核心價值，市民對我的力挺其實是對法治的支持，而政治智慧則是要找到「一國」與「兩制」的交集點！
第三，獨立思考，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是培養政治智慧的前提。內地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派生出相應的意識形態，對普世價值的理解和接軌需要一個過程，因而有內地的一套論述。港人可以對外交部發言人崔天凱、馬朝旭、姜瑜某些說法加以保留，但必須理解，在北京，在他（她）那個位置上，那些所謂的「說法」，無非是「存在」決定「意識」、「屁股」指揮「大腦」而已！而在香港，由於《基本法》規定「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當然不必樣樣照搬北京的某些論述。只要站在愛國立場上，大家又何妨殊途同歸！去年十月，有一天我應朋友邀請在沙田馬會食飯，收到政界人士來電，催促我前往旺角行人區出席「從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看中國民主化進程」論壇，我因「先來後到」緣故不便在馬會中途離場，但又不想被人責備「建制派都是縮頭烏龜」，於是我決定「人不到但論述到」，當即發了一則短訊：「我認為，在中國政府致力社會和諧、兩岸和解、世界和平之際，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獲諾貝爾和平獎，對於宣揚中國和平崛起，消除中國威脅論有着正面的意義！」委託與會者在旺角論壇當場向媒體讀出和展示，據說大致上「收貨」。
第四，擺脫一般化思維方式，多思出奇制勝招數，是培養政治智慧的「亮點」。中共幹部楷模焦裕祿有名言：「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為國建言獻策若重複流行套話根本浪費時間。某些「異質思維」即使未被採納，但閃耀真理的光芒可為之自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筆者在台灣《自立晚報》發表《致李登輝主席的公開信》，大膽建議：鑑於北京宣布戒嚴，為避免「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流血事件發生，應立即動員幽居於台北的「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將軍再次挺身而出發揮歷史作用，用專機將他送到北京，對當局和學生兩邊做工作，和平化解僵局。由於中共尊崇張學良為「千古功臣」，其兵諫逼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使中共得以轉危為安，理應重視張的「魯仲連」努力，或許歷史會因此而改寫。遺憾的是，李登輝之流「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沒有接納我的建議。否則，如果張學良專機真的抵達北京……可惜歷史沒有如果！不過我已向國家民族、向歷史盡了自己的使命，貢獻了自己的政治智慧，因而問心無愧！
劉夢熊
newnew@oriental.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