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華員會的講座上提出公務員體制不應引入私營企業管理模式，可說切中時弊。
公務員系統追求的是穩定和安全的社會效益，堅持專業的標準和質量水平，放眼社會長期發展，從來都是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力量，扮演政府的角色，抑制市場的過度和彌補市場的失效。相對而言，私營企業是追求盈利，沒有社會道德規範等制約，傾向於利潤最大化、最短期化，不擇手段、不顧一切。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十九世紀末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醜惡制度（可見諸狄更斯描述當年社會與勞工苦況的小說如《孤雛淚》），轉變成為二十世紀乃至今天的文明發達制度，關鍵是政府壓抑企業和市場只能利潤優化，不能最大化，優化的界限由政府與社會決定，並且從市場手裏取回社會經濟的一些部分，放在社會公益的範疇。
例如，二十世紀上半期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改革，以及二次大戰後的福利國家主義，從戰禍廢墟中重建全球最發達先進的社會，整個過程，政府由政治家與公務員組成。在民主選舉底下，政權輪替，政治家為求當選提出各種各樣政綱，但幾十年上百年政治社會傳統能夠持續，穩定改革，靠的是公務員，秉承制度傳統，以社會公義公益為目的。
英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企圖把政府變成私營機構，香港有人也曾經希望如此。這趨向是破壞社會體制，造成當前貧富懸殊、社會不穩的根源。梁振英撥亂反正提出上述主張，值得鼓掌。
陳文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