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在特區政府為官近十年，據說和公務員關係不錯，這是他出任下屆特首的政治資本。其實，準確的說，唐英年不是和公務員關係不錯，而是和公務員高官關係不錯。這些官員覺得唐唐沒那麼嚴，比較好相處，所以希望唐唐當特首也。
乍看之下，這似乎是樁好事，似乎真是唐唐超過其他「疑似特首」人選的強項，實則荒唐也。公務員制度的建立，既然在社會管理、政府施政中有一個中立、專業、嚴謹的定位，它就根本不應該和誰當選行政長官發生任何關係。「疑似特首」人選不論是甚麼出處和背景、有甚麼經歷，其和公務員的關係也都不應該成為中央考慮的因素，不應該成為香港各界考慮的因素。如果這樣考慮，那顯然是褻瀆了公務員的中立性和專業性，將嚴重影響甚至損害香港整個政治架構及政府施政運作，對特首不好，對公務員更不好。
無論是北京還是香港人，對英國文官制度下建立起來的香港公務員體制都是充分肯定的。英國人對自己這套制度的中立性、專業性也很有信心，委派港督從來不考慮香港的「公務員因素」，港督隻身前往和卸任離去，和此地的公務員沒有一毛錢關係。港督只在其任內和管治中對操作公務員的香港政府「發號施令」，發揮領導作用。公務員的遷升包括高級公務員的遷升是其體制架構內部的事情，自有一套程序和「內部人事文化」。
當然，香港回歸，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政府、行政長官、香港公務員體制三者之間的關係有了不小的變化，加上引入普選機制，行政與立法關係改變以及高官問責制的建立，都令上述關係變得前所未有的複雜。然而，面對變化總要堅持一些不變的東西，才能讓事情往好的方向發展，而不會將整個根基毀掉了，這就有保持公務員中立性和專業性的問題，必須完全阻止挑選特首和公務員扯上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