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二年香港實施高官問責制後，在行政長官和公務員體制之間多了一個「層級」，問責制下的各政策局長、司長已不是「傳統」的公務員，而是政治任命官員。這些官員通過公務員的常任秘書長「指揮」政府運作，貫徹落實各項方針政策，但他們和公務員仍有緊密關係。
曾蔭權上台後，許多問責高官都是來自公務員，他本人也是前公務員高官，在官場混了一輩子。這種情況，令到行政長官、問責高官和公務員的關係空前緊密，難分彼此。這種情況，北京一開始不覺得有甚麼問題，甚至認為能方便政府施政和有效管治。在此背景下，還冒出了挑選特首要熟悉公務員的輿論，而要使特首熟悉公務員，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被培養為特首的人早幾年「空降」成問責高官，這就是朝廷培養唐英年的路數。
於是，唐英年從政策局長到財政司司長再到政務司司長，按照曾蔭權的「官路」向特首進發。今天，唐營更加把這種經歷當成唐英年最適合當特首的最大理由拚命鼓吹。
然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姑且不論這種挑選特首、培養特首的路子如何損害公務員的管治功能、中立性和專業性。就以唐英年本人的表現而論，他的官場之路、他的參與香港政府的管治經歷，並沒有讓人覺得對他當好一個合格的特首有甚麼幫助；相反，還讓他染上了許多官場壞毛病，讓他滋生了濃重的官僚習氣和威權心態，讓他動不動就說出令人生厭、惹起民憤的官話、廢話和傷人之話，讓他民望一跌再跌，低徊不已。到了就要參選特首的今天，他過去的經歷、朝廷對他的培養都成了他不宜當特首的負資產，多麼可悲！
其實，當好特首和這個人有沒有官場經歷沒有必然關係，更和與公務員及其高官有沒有良好關係沒有必然關係，因為香江特首並非從政務司司長官升一級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