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前，中央政府考慮不足，以為整個政府換了特首，公務員體制人事不變，便從殖民地政府變成特區政府，特首就好像英國殖民時代一樣，可以隻身上任，萬事依舊運作。
董建華上任之後，便發覺這樣的考慮是脫離現實，基本上行不通，因此推出高官問責制。特首不能靠特首辦便可統率整個公務員系統，他需要有在政治上利益相共的班子，問責局長便相等於特首的內閣。
董建華與曾蔭權的高官問責制推行失效，除了是特首與問責官員的政治技巧、智慧與管治能力不足，也有過度依賴公務員出任問責官員帶來的問題。這背後其實是反映了特首個人式的行政主導體制的根本缺陷。
眾所周知，現代政治靠的是集體和組織。雖然特首加問責官員形似集體，但未必真有集體的效果作用。而單有集體之名，沒有組織——集體的組織化和在集體的組織力量，也難以成事。所以正常的管治制度執政需有政黨支持，或簡單地由政黨執政（個人從屬依附於政黨）。
《基本法》不作修改，特首不可能有政黨支持，因而，惟有看特首是否能幹，有否執政成效，同時看他的班子是甚麼人。
事實上，上三屆特首在競選時都沒有提出他們的班子，變成了個人選舉，沒有政黨，不是美國總統式的選舉。基於此，明年特首選舉，我們應該要求候選人連同他未來的內閣成員一起進行競選，提出政綱，讓香港社會通過選委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