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當特首」問題上，唐英年是一副「被培養」、滋油淡定等着上位的態度；梁振英是一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范徐麗泰是一副「挾民望高企自重」、等着大家抬轎子，她還要「端端架子」的態度。以態度論態度，梁振英的態度比較「端正」和積極，一般老闆請人，會請這樣的「應聘者」，給他一個一展身手的機會。像唐唐這種「大少爺」的態度，范太這種以民望「大」人、逼老闆「就範」的態度，肯定不是好的態度，以這樣的態度當上特首，「呢份工」肯定很難打好。
香港回歸後，北京就悉力培養唐英年，其故在於唐唐的「愛國世家」，以及他本人有從政耀祖光宗之心。二○○二年董建華推出高官問責制，唐唐被委任局長，即被「鎖定」為特首接班人。朝廷認為，香港既然是「行政主導」，行政長官既然是中央任命，那麼在「雙普選」實現之前，培養特首的途徑只能是走「仕途」、走「官路」，由局長而司長，由司長而特首。
然而，朝廷「考慮不周」的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只「選」了唐唐這麼一位局長做特首接班人，連個「備胎」都沒有，更談不上在上述模式中要有一定的「競爭」。朝廷獨沽唐唐，一是令他缺乏自我上進的動力，缺乏競爭打拚的鬥志和磨練；二是朝廷一旦發現唐唐並不理想，無法達到自己的期望時，就會非常被動。
梁振英早就看出這樣的苗頭和朝廷的缺失，因此認為未來特首誰屬並非板上釘釘，只要自己努力，敢於動手，未必不能撬開一絲縫隙；隨着形勢變化，縫隙就會擴大，自己脫穎而出，顛覆似成之局，未可知也。這就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不成功則成仁，最要緊是今生無悔。
比較之下，范太的態度就「投機」得多，機會主義得多，給人一種「乘人之危」、自己出來揀便宜撈一票的感覺，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