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任政府對行政會議的角色必須重新檢討，首先要想的，是這個架構如何組成才能發揮實質功能，不能模棱兩可。
回歸前的行政局，基本上是以非官守議員為主。以一九九五年為例，三司是當然議員，委任的官員只有公務員事務司施祖祥，另外的非官守議員就有九位。如果不計主持會議的港督，官員對非官守議員的比例是三成對七成，所以行政局召集人才有超然的政治地位。回歸之後，大致是跟隨舊制，官員代表更只餘三位司長，政策局的唯一代表也取消了。以二○○○年為例，非官守議員十位，官員比例減到兩成三。
這種制度不能再行下去，因為香港政治制度加入了民選成分，立法會一半議員經直選產生，社會更是百分之二百政治化。行會非官守議員全是委任，而且都是兼職，在如此格局下，政治比併就像業餘球隊對職業球隊，很難有得較量。
所以，推行問責制其實就有點像足球或賽馬的職業化，政治任務落在全職全責的局長身上，把組織架構重組，局長的權責重寫。但這樣一改，行政會議的角色就尷尬加模糊，業餘的行會很難當全職問責局長的太上皇，而局長也不肯政治上負全責，卻居行會之下，唯一妥協，就是把所有局長都歸入行政會議。不過，這樣行會就真的有點像董事局，局長是執行董事，非官守議員就猶如非執行董事！
但問題的核心是局長只是掛名，平時不參加行會會議，如果行會變成董事會，那麼開會的就幾乎是清一色非執董，熟悉商業運作的朋友可以想想，由非執董為主的董事局會議怎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