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內人士常說「今日之新聞，明天之歷史」，可見「新聞」與「歷史」是今古貫通的。古時沒有新聞媒體，也沒有新聞從業員、時事評論員，但有史官，他們秉筆直書當年發生之事，月旦人物，這些有「新聞價值」的東西便載入了史冊。
和今天一樣，古代史官秉筆直書也是要承擔很大風險的。周天子時，齊國權臣崔杼殺了齊莊公，史官直書「崔杼弒其君」，周天子便將這篇「新聞報道」分送給列國諸侯，如今日媒體之傳播。
事情曝光後，崔杼既懼且怒，殺了那名如今日之記者的史官。該史官有一弟，接任史官，照書「崔杼弒其君」，又被崔杼殺掉。史官另一弟續書，崔杼不敢再殺了。與此同時，還有史官的助手分駐在齊國都城外，聽聞史官秉筆直書被殺害，不顧危險，也趕到齊都，準備續書此事，很有前仆後繼之氣概。這件事之史官壯舉當然更有「新聞價值」，也被載入史冊，成為後世史官、今日記者的楷模，影響深遠。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就因為秉承了這種精神，此也大文豪韓愈所言「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史」命神聖也。
有了這種生死抗爭、秉筆直書的精神，中國出了不少出色的史官，形成了「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傳統，也影響了一些「聖明之君」的所為。唐太宗一日遇到國史館諸臣，忽然動了想讀一讀他們正在草書的國史之念頭。然史官拒之，告曰吾等所草，乃供後世所讀，非供君王生前所閱。對此，唐太宗竟欣然接受，未相強。
今日之香江是一個有學術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地方，任何人「秉筆直書」都不會獲罪，新聞媒體可報道和評論任何府衙高官之「衰嘢」醜聞，不會被殺頭、充軍、流放、坐監。反觀今日之內地「秉筆直書」則風險難測，坐在中南海的也非「唐太宗」，故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港人對二十三條立法必生恐懼抗拒之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