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時代，隨着經濟發展、教育普及、民智開啟，有所謂「行政吸納政治」之說，亦即港英政府有計劃地從社會各界物色一些有識之士進入政府設定的諮詢組織，乃至有份「管治香江」的行政、立法機構，把「民間政治力量和人才」網羅到政府之中。一方面利用他們的「聰明才智」，一方面省得他們不安分，覺得自己「報效社會無門」，成為政府的「異己分子」。港英政府的這種做法對「完善管治」、「穩定社會」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這些被「行政」吸納的「政治」進入架構後，其實還多是「坐而論道」，並不掌權，並不真正制訂政策，更不會落手落腳執行甚麼、推行甚麼。他們「得把口」、「得支筆」的作用，與昔日身處民間未被「吸納」時沒有多大不同。只是，這些自以為滿腹經綸、有濟世之才的「書生們」心理上會好受許多，以為受到了當局的重視，可以在「體制內」發揮作用，其心態還是中國古代讀書人「學會文武藝，貸與帝王家」那一套。那些「被吸納」者也往往覺得比那些沒有「被吸納」的高人一等，不但地位高人一等，連「學問」、「見解」亦高人一等。他們的心境有些像中國唐代的知識分子，「生逢盛世」，對政治和現行體制抱着積極合作的態度，擁戴當道，希望同享安泰之樂。因此，他們諳習世故，練達論政，好發「符合時代精神」的大議論。
然而，香港進入過渡期，九七回歸中國，英國人要推行「把香港政權逐漸移植給本地人」的普選政治，要「還政於民」，「行政吸納政治」的做法就走到盡頭了。這時，香港政治，各種政治力量和人物要「民間起兵」才行，要以反對者的姿態，通過選票進入管治架構。他們不是被「行政吸納」，而是要通過「雙普選」最終使自己登堂入室，主宰行政。這氣燄很像戰國時代的「縱橫之士」，以為自己有經天緯地之才，「游走」於媒體和選民，只要拿夠選票，即為聖明，可主政掌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