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方報章早前在內頁頭版刊登了一篇對近年內地掀起第三波移民潮的報道,開頭便說「海外移民又熱起來了」,並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以後的十年間,內地有二百萬人合法取得外國「綠卡」。
報道說,中國人的海外移民,在改革開放以後,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世紀一九七九年至八十年代中後期,以國家公派、海外團聚和自費留學等為主;第二階段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二○○三年,大部分是技術移民,但算不上是精英分子,當中不少是一般勞動力;第三階段是二○○七年至今,隨着中國經濟騰飛,樓市升溫,股票大漲,部分人積累了相當財富,投資移民便大幅增長,例如二○○九年加拿大全球投資移民額為二千零五十五人,中國便佔了一千人。
中國人向外移民的原因是甚麼呢?該報的分析是:一、便利海外業務拓展。持有美、加、澳、新加坡護照,處理海外業務較為方便,不用次次為取得簽證而費時失事;二、為了更健康的生活環境。這些人害怕一如北京的沙塵暴,也擔心食品安全;三、更完善的社會保障。有說在北京史家胡同買一居室,可以在渥太華買幢二百平方米的獨棟別墅,此外,還有終身醫療服務,孩子的牛奶補貼、養老金等等;四、更安全的財富氛圍。他們認為國內的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範化還有距離,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加上貧富懸殊,社會上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仇富」心態的滋生,強化了他們的移民動機。
以上的官方說法也是事實,其中對內地「法治化和規範化」不足這一點,更是正當營商者和民營企業家的心病。
對於貪官外逃和移動資產的問題,該報的分析只是輕輕帶過。其實,這正是利用移民和準備利用移民的貪官和「準貪官」逃避審判的重要渠道。
我數年前到澳洲旅遊的時候,在友人家中碰到好幾位廣東一些市縣級的中低級幹部。他們不是移民,而是到澳洲「探親」;他們仍然在職,但妻兒子女已經移民澳洲,算是一些「九品」「裸官」。他們的家屬是如何移民的?他們為甚麼能每年都去外國探親?我不便探問,但這些人有代表性,他們也許不是「準貪官」,但為何有能力到澳洲大城市中置業安家?實在令人置疑。
再舉一個實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鄭華,官至該社第二把手,主管社內財政及所經營商業業務。在職時,他已廣交權貴,先把子女送去澳洲「留學」,鋪定後路;卸任副社長後,他便回廣州擔任一個全國政協委員閒職。當他主管的新華社一個公司的總經理因貪腐而出事被判處死刑,他知道東窗事發,便以探親為名,潛逃美國。這種貪官外逃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帶走的資金也數以千億計。
貪官移民是邪道,但許多私營企業家移民都是正道。既然內地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範化」尚遠,賺了錢的私營企業家便大部分都把資金外移,近的便是移來香港,或置業或投資,並把家人申請移居本港,這也是香港豪宅被炒貴的原因之一。如果嫌香港太近內地,又是祖國的一部分,為求更加安全,便把資金和家人進一步送到外國。該篇報道承認:「許多人移民海外,不是因為國內的物質條件差,而是覺得發展環境還達不到自己的要求。」
至於有權勢的高級幹部,差不多都有兒女家人在海外,雖然大部分是出國留學,但也有不少已取得外國國籍。像溫家寶總理親自對我說的,他沒有一個家人在海外。這種領導幹部,相信是絕少數。當然,出國留學並不是不好,但應該落葉歸根,學成歸來後為祖國服務,高級幹部更應該立個榜樣。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二○○七年《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移民輸出國的同時,流失的精英數量也是世界之首。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有一百零六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有二十七點五萬人回國,流失的有七十八點五萬青年才俊,據說相當於三十所北大、三十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出國留學成為中產以上階層子弟的第一選擇,也與中國大學不太爭氣有關。最近國際大學研究機構發表亞洲大學排名,中國最出名的名牌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竟然排不進前十名。排名第一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第二的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排第五位,北大只排第十三,在香港、日本、新加坡、南韓等多所大學之後,清華更排到第十六,復旦是第二十一。不過,許多外國大學校長和教育學家都批評,中國大學教育存在的弊病,加上多年來大學調整的分分合合,招生大躍進而重量不重質,問題叢生。本文不是專門討論教育,話頭就此打住。
本來,移民外國並不完全是壞事,近代百多年來,中國移民造成海外數以千萬計的華僑,他們在支持中國革命、傳播中華文化、投資祖國經濟建設、興辦大中小學等方面,均起了重大作用和貢獻。
現在講究國際視野,全球一體化的現象逐步形成。多點移民、多點華僑,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正當的移民和家庭團聚應該給予方便和照顧,但從移民潮中暴露出人才和資金外流,是因我們的法制不健全,缺乏一個安全穩定的投資環境;此外,也有一部分貪腐官僚以移民的方式出逃,暴露我們的反腐肅貪工作仍然十分艱巨。在探討移民潮的同時,必須及時清理我國內在的若干問題。
吳康民
hmng@puikiu.edu.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