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代，內地親戚偷渡來港，一家三口在我家廉租屋單位打地鋪。多三個人不只加多幾雙筷，阿媽買餸就只得那幾塊錢，惟有將貨就價，豬肉由本來吃瘦肉改吃半肥瘦；本來吃牛肉炒菜，改吃南瓜煮骨排。
但亦難怪「投奔自由」的親戚。看當時關於內地照片，怎麼全國代表大會、萬千人聚集的盛事，人人服飾完全一樣：綠衫、綠褲、綠帽，唯一不是綠的，就是帽子前方的小紅星！太呆板了吧！來花花世界的香港，總比在內地穿來穿去都是同一式樣，說來說去都是同一套說話有意思。
面對國家這狀況，剛進入反叛年齡的我問：「真的這樣一無是處嗎？」於此時認識一位行山狂熱的學長，幾乎每個周末都跟他在山上度過。初時談的是地理，延伸闊一點，就是地殼活動與地質關係、大陸板塊，然後就是我國名山大川。
學長問：「為何中國地理要由洋人教？他到過中國嗎？他真的懂嗎？」於是，我不再聽洋老師教的地理，上課不做筆記，下課後自己到圖書館找資料。
由地理開始，很快便對中國的人和事產生莫大興趣，自己搜尋的資料與課堂教的有很大出入，例如以帝國主義侵略者角度看列強割據，抑或從中國老百姓角度來看同一件事。興趣大了，竟然連被當時老師視為「禁書」的《毛澤東選集》也買來看，刻意把這印得紅紅的四冊書放在書架上，心想：「我偏要看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