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培養唐英年當特首，從董建華時代開始，就讓他出任政策局局長、財政司司長，到了曾蔭權時代又把唐唐安置在政務司司長的位子。北京以為這樣子培養，可令唐唐熟悉政府多方面的工作，積累經驗和政績，建立多方面的人脈關係和知名度，到時出任特首那就水到渠成，「捨唐其誰」也。
這種安排和程序當然有其「合理性」，也算是「正常途徑」。不過，效果如何可不一定。這裏要有兩個前提條件才能有好結果，一是這個被培養的人要是那塊料，二是這個被培養的人要有一個利於他成長的被培養環境，也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環境不好，不但不能把他培養成才，弄不好還會把他「帶壞」，成為民眾和社會各界不能接受當特首的人物，也即民望很低的人物。
那麼，對唐唐而言，這兩個前提條件究竟怎樣呢？首先，唐唐是能當特首的料嗎？他的人品、才幹、能力、學識、性情是能當特首的料嗎？對此，朝廷在「定向」培養他當特首時有過嚴格的考核及評估嗎？這是一個大疑問。事實上，朝廷對甚麼人當特首，標準要求是甚麼，一直相當粗糙模糊。對「培養」甚麼人當特首，對特首的「苗子」要有甚麼條件，恐怕更是一片空白。當年「選」上了唐唐作為培養對象，大概是憑某種關係，看着「像那麼回事」，有「愛國愛港血統」，本人又有「參政」理想，就是他了！結果，這麼多年培養下來，唐唐是當特首的料嗎？已有公論也；朝廷很滿意嗎？有苦難言也。
其次，唐唐被培養的環境也非常不利於他的成長。他先「跟」董後「跟」曾，這是兩個很失敗的特首，他們領導的都是很失敗的政府。唐唐「跟」董時間不長，受的「壞影響」少些；「跟」曾六年多，況且曾比董更糟糕，其所受的「壞影響」大矣！結果愈到快要「修成正果」的時候，公眾對唐唐的評價愈低、民望愈差，其說話辦事愈不着調、不靠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