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仕途、從政背景和出身而論，范徐麗泰和現任特首曾蔭權差不多，都是英國人曾經刻意培養、大力提拔的「華人政治精英」，都是英國人為北京「準備」好的九七年收回香港實施「港人治港」的「重要棋子」。
只是英國人當年培養他們的途徑不同，他們各自沿着兩條線發展。曾蔭權一直在港英政府官場往上爬，成為首位華人財政司。當年，中英已經談好，為了香港的平穩過渡和政權順利交接，整個公務員架構及人事九七年全部「坐直通車」，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原布政司成為政務司司長，原財政司成為財政司司長，原保安司成為保安局局長……因此，在這樣的默契安排下，曾蔭權這樣的港府高官在九七回歸最後一刻，也要表現出對英國人的忠誠的，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九七後的「榮華富貴」不變。因此曾蔭權這樣的高官是不必在香港過渡期為「政治」問題傷腦筋的，他們不必在中英夾縫中做「選擇」，也沒得選擇。
范徐則不同。范徐這樣的「政治精英」被英國人培養是把他們放在「公眾場合」的，是放在中英角力第一線的，是把他們當成和北京鬥爭的工具的，是要他們成為「代表民意」的公眾人物的，他們的發展不在官場而在政壇，在立法局、在行政局。這樣的政壇中人當然要比曾蔭權這樣的官場中人在中英角力激烈的過渡期難做的多，辛苦的多。他們要把自己錘煉成「懂得政治」，懂得民意走向，懂得英倫和北京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懂得甚麼是真正的改朝換代，懂得當「貳臣」是怎麼回事……
英倫在培養這樣的人，北京也在爭取這樣的人，為我所用。香港人則看得分明，寄望只有一個，這樣的人無論回歸前後，都能真正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的港人利益。因而范徐當年「轉投北京」導致民望驟降，回歸後在立法會「執正做嘢」，民望又高企，皆出於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