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不是目的，只是方針、政策和手段，目的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中國現代化作貢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皆可盡量寬鬆、靈活，「遷就」香港「實際情況」。
然而，回歸後這一大政方針有沒有達到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呢？有沒有實現乃至與時俱進的提升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價值和貢獻呢？現在看來，政策本身是大致可行的，除此，也沒有更好的政策能夠應對香港被收回後的實際情況。
不過，對政策的理解和執行以及由甚麼樣的人執行政策則大有問題，由此而導致回歸十四年來，香港的繁榮大大褪色，香港的穩定正在動搖，各種矛盾在激化，民怨很大，人心浮動，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已萎縮，價值驟減，甚至在許多基本面要靠中央「送大禮」打救。這樣下去，香港將成為中央的包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是否要調整，將受質疑和挑戰。
這裏關鍵的是「港人治港」。港人治不好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國策優勢」就無從體現，就是「空」的，沒有意義的，更達不到「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目的，只會給中央對香港的整套大政方針帶來負面影響。久而久之，就會「逼」中央更多的要「手把手」教「港人」怎麼「治港」。事實上，中央有這個權力，只是如何運用而已。
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說，過往中央對香港行使權力時較多講按照香港《基本法》，少說國家憲法。事實上，香港《基本法》規定的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單一制政體下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在多個條文中都提到「授權」；「授權」兩個字已經清楚說明，中央有權才可授權。以此觀之，中央對「港人治港」是授權，也可以收權，還可以乾脆行使指揮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