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蔭權政府上任時，已表現出公務員的陋習：盡量避免應付難題，工作能推便推、能拖便拖。曾蔭權所說的做好這份工，實際上只是不求有功但求躲過，完成任期便算。他自稱政治家、發表競選綱領，都是為求當選的手段，沒有誠意。事實上，他也不懂甚麼是政治家，只是以為當上特首或高官便可自稱為政治家。
曾蔭權政府表現乏善可陳，就算拼湊出來的十大基建、六大優勢產業，也少有進展。在今次預算案風波中，問責制團隊表現惡劣，曾俊華一派不負責任的負氣態度，其他局長都似乎心不在焉，不考慮社會及政府的利益。假若這種心態持續，今後一年稍多的時間裏，政府犯錯、政策失誤的問題便會叢生。
事實上，不只在曾蔭權治下，早在董建華時期，香港已一再錯失發展時機，結構劣化愈趨嚴重，把社會內部、行政與立法、官府與民間等的互信消耗殆盡。就如今次派錢六千元那樣，便挑起對新移民的仇視乃至仇富的心理，使社會矛盾激化為公開的政治衝突，破壞香港社會傳統的開放、包容及和諧，進一步阻礙下一屆政府撥亂反正的努力。
假若曾蔭權有一點政治家的能力和抱負，或至少對香港有一點歸屬感和道德感投入，便應該認真地補救。例如，他可開誠布公地把預算案或其他關鍵法案向立法會與各界諮詢，尋求共識，把個人的執着、偏見打破，發起對社會發展、政府角色的大辯論。即使沒有即時結果，也可供下屆政府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