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談判期以及香港過渡期，北京提出九七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大政方針，香港多數人對此半信半疑，也有不少人根本不信，認為「港人治港」絕無可能，只是「港人自講」而已。為了讓香港人相信北京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和誠意，北京及駐港機構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在起草和制訂《基本法》時也盡可能做到寬鬆和放權。
回歸後，特區政府成立了，「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落實了，朝廷沒有派一名官員擔任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工作，管治香港的是「清一色」的香港人，除「國防和外交」外，香港的內部事務全由港人自行管理，朝廷不插手、不干預。
當時，朝廷誠心誠意這樣做，出於三點考慮：一是要在港人面前和國際社會面前言而有信，北京知道全世界都在瞪大眼睛盯着自己，看能不能真的落實「鄧小平的天才構想」，這關乎北京的「國際形象」；二是朝廷真的相信港人能夠在自己的「不干預」下管治好香港，因為只有港人最了解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國際化大城市」，而朝廷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三是朝廷有許多特別棘手的國內外大事要處理，不打算在香港問題上分那麼多心，既然香港已經「平穩過渡，政權順利交接」，朝廷樂得當「甩手掌櫃」，放手讓香港人「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好好幹，管好香港。
朝廷這一片苦心和用心，當時的國際社會和港人都看得清楚。港人那時也信心滿滿，認為只要北京不干預，放手讓自己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一定能達到預期效果。可以說那段時期，不論是北京還是港人都沒有估計到「港人治港」會如此糟糕，如此不濟，困難重重。而「港人治港」如果連自己的歷史「強項」——經濟和民生都治不好，那就是最大的失敗，然而，這個失敗十四年來至為明顯，對此，港人要怪，那就只能怪自己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