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雜誌一月號有一文章，題為「二○一一年食品大危機」，主要是警告糧食生產正處於大危機的爆發前夕。需求方面，世界人口增加，食物要求質量提升（例如肉類、奶類、禽類食品增加，便更多地依靠糧食轉化）；供應方面，土地和水資源消耗過多，加上氣候轉變，都使生產量難以增長，甚至下跌。供求比例失衡，不是季節性或金融資本投機因素所致，而是結構上供應難以增長甚或減少的基本原因。
文章借澳洲一個研究進一步指出，食品價格高漲必然帶來社會矛盾、政治衝突，並且主要集中於食物支出佔人民收入較大比例的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影響則十分輕微。因此，突尼斯、阿爾及利亞與埃及動亂，都是出於此理；在它們以外，相信還有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出現問題。中國政府長期強調的「無糧不穩」，便是此理。
我曾說，金融海嘯後，發達國家政府為維護金融資本利益，把調整的代價轉移到中下層，因此引致民眾抗議示威，這是當今政治形勢的一面；從糧油農產品價格上漲，引致發展中國家出現動亂，則是另一面。
不過，並非所有發達國家都會出事，關鍵是政府政策：是助長貧富懸殊，又不着重農業生產？抑或如中國當前政策那樣增加民眾收入，壓抑通脹，重視農業，着重國內農業生產，以保障糧食安全？
以埃及為例，若不過度依賴小麥進口，本身糧食供應足夠，便不會因國際糧價上升帶來不穩。這是迷信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