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人統治下，香港人曾經被說成是「經濟動物」、「政治冷感」；現在，這樣的話少說了，香港人對政治的興趣和參與正在創歷史新高，倒是北京很擔心香港成了「政治城市」，有太多政治爭拗。
其實，香港人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經濟動物」，從來不完全「政治冷感」。一百多年來，香港政治風雲不斷，在許多重要時期，有大量「政治難民」湧入，多年來，香港川流過許多政治人物，只是他們不參與「本地政治」，他們是國內政治鬥爭的好手，在香港出入，揮揮手，不帶走一片政治彩雲。對此，香港人或冷眼旁觀，或被其感染，掀起陣陣風波。
那段時期，香港出現了一些政治熱血之士，捲入了國內的政治鬥爭，抗議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上世紀五十年代，親共與反共、左派與右派兩股力量活躍於香港，爭鬥不已，但他們的政治文化底子都是民族主義。不過，反共和右派尚有親美、親西方的傾向，而親共和左派則非常抗拒西方，是比較「純粹」的，或曰「狹隘」的民族主義，這樣的區隔，是由國共內戰和「東西方冷戰」決定的。
然而，香港畢竟由英國人統治「教化」了逾百年，香港人的政治傾向、思想文化會比較容易親右親西方，香港經濟起飛後，親右、親西方成了社會主流。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帶着「一窮二白」和「文革恐怖」的「身段」和英國談判九七收回香港，一下子刺激起了香港人恐共拒共的脆弱神經。英國人拋出了要將香港政權逐漸移植給「本地人」的「代議制政改方案」，北京為了保持香港九七前後安定繁榮，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這就為香港人找到了「民主拒共」的契合點，激發出了「爭取普選」的政治激情，香港政壇上的民主派或曰反對派由此而生。
因此，從香港的歷史現實出發，「追求民主」可以來自民族主義的司徒華，也可以來自崇洋媚外的李柱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