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是一項政治工程，從行政長官到各司局級高官，整個治港班子都是朝廷的政治任命，他們是政治官員。英國人在部署撤退時，重點考慮的「港人治港」是「公務員治港」，但他們沒有想到，要實現「公務員治港」，就要把公務員高官「轉變」成「政治任命」，這樣才能名正言順。英國人部署的「公務員治港」，只是讓以布政司為首的高官全班過渡到特區政府，讓北京任命的行政長官成為「空降部隊」、「光桿司令」，治港大權掌握在公務員手裏；加上立法機構民主化的「制衡」，行政長官就更加成為「公務員治港」的擋箭牌。
英國人的這個設計，令首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很不爽，不但權力被架空，而且政治上也很惱火，他是「愛國」的，那班「坐直通車」而來的高官們則是「親英」的，這樣的格局和分野不斷侵蝕和衝擊着公務員的所謂「政治中立」，「港人治港」塗滿了不同的政治色彩，充斥着內部政治鬥爭。最後，董建華在北京支持下推出高官問責制，對治港班子實行「政治任命」，其班子成員可以來自社會各界，也可以來自公務員體系，這個門一開，「公務員治港」就名正言順了，英國人當年沒想到、沒做成的事情，董建華和北京做到了，助其完成了。事情的發展十分弔詭。
在「高官問責制」的基礎上，北京挑選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取代董建華，他成了「公務員治港」的最高代表。曾蔭權上任後，其管治班子多是公務員中的「AO黨」。文首說過，「港人治港」是政治工程，現在變成「公務員治港」，公務員的所謂「政治中立」也就不復存在，他們的進身前程和工作考慮不能不深染政治，不能不和政治聯繫在一起，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高官隊伍遲早要出現可大可小的分化。同時，經過「政治任命」洗禮的公務員很容易變成「政治動物」，激發政治熱情，離開官場後，也要通過其他途徑完成其未竟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