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春，成都市公安機關提審我，審訊員翻了一下卷宗，問道：「你裏通哪一個外國？」「我沒有！」「沒有？沒有怎麼把你抓起來？」「我也不明白為甚麼。」「你是不是華僑？」「是的。」「你的同學揭發你裏通印尼，裏通蘇哈圖納蘇蒂安法西斯軍人政權。」「豈有此理，他們根本沒有根據。」「有，印尼《首都日報》編輯張靜君向你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情況，她是蘇哈圖的走狗。」「亂說，《首都日報》早被蘇哈圖政權封閉了。」
審訊員又說：「我希望你坦白交代這方面的罪行，爭取從寬處理。」我說：「請審訊員明察，如果我裏通蘇哈圖法西斯軍人政權，我家中就不會出現三個反對蘇哈圖法西斯軍人政權的英雄。」「甚麼英雄？」他大惑不解。我說：「北京《人民日報》再三頒揚的『四十一個華僑小英雄』，其中有一個是我妹妹，有兩個是我外甥，即我姐姐的子女。中共中央封他們為英雄。」他說：「你怎麼不早說，早說了說不定不會抓你關你。」
上述情況，我在一九九○年寫的回憶錄有詳細描述。可想而知，成都公安大驚失色不在話下，很快就將我釋放。萬一中共中央追究起來，他們將如四川話說的「脫不掉爪爪」，那不是我完蛋，而是他們完蛋。我的檔案中，也就沒裝進任何「文革」黑材料。當然，他們也不願給我正式平反，只肯「教育釋放」，就是「有問題的釋放」，根本不是無罪釋放。
要寫余亞周和四十一個小英雄，至少可寫十萬字，日後有閒暇再寫書詳述「英雄慣見亦尋常」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