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很多年,香港實行「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使香港創造了奇迹,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此,英國人把實行這個制度的政策總結為「積極的不干預主義」。當年,香港實行「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之所以取得成功,是適應了那個時代,適應了香港獨特的政治和地理環境。然而,任何事物,包括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會在一定條件下走向反面。
目前的香港在實行了多年「最自由」的市場經濟之後,導致了多方面的大商家壟斷局面,導致了極大的貧富懸殊,導致了小經營者和創業者絕難生存,導致了社會階層流動性阻塞,導致了大商家可以要脅政府。政府政策向大商家傾斜,導致了大商家佔有壟斷優勢,卻仍然藉口「自由市場」而拚命榨取民脂民膏……這樣,香港經濟愈是表面繁榮,市場愈是表面蓬勃,高度自由,老百姓的日子愈是難過,生活愈是下降,整個社會愈是不公義、不平等。這些年,香港社會的商民對立、官民對立情緒急速膨脹,所謂「官商勾結」,在老百姓心中已成「定式」。
對於這個時代轉變和牽動整個社會各方面的「深層次矛盾」,董建華和曾蔭權政府都漠然置之,同時,他們也都捲進「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醜聞風波之中。
一年多來經歷了金融海嘯,經歷了全球資本主義都在檢討所謂「自由市場」,對此,曾蔭權政府也一度表示對自由經濟不能放任自流,不能迷信市場萬能,但他們沒有看到自由市場走向反面的種種弊端,看不到自由市場走向反面已經成為香港「深層次矛盾」之源,金融海嘯一過去,他們又為自由市場大唱讚歌。他們更不知道,香港「八十後」和其他社會壓力團體已經把檢討自由市場和追求社會公義聯繫在一起,已經成為更高層次的政治和道德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