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大學生畢業三年，月入一萬二千元，與父母同住，他的最大「願望」是獲分配出租公屋資格。在同一公司任職，已工作十年的同事，一樣是大學畢業，月入約二萬元，租住市區單位每月租金七千餘元，再給父母幾千元，已所餘無幾，跟女友相戀多年，結婚未能成事，錢是最重要障礙。
年輕醫生律師夫婦，收入不足購買市區細小居住單位，趁煲呔曾在發表施政報告後做電台騷，致電陳述慘情。煲呔曾對港府土地政策長期失誤，導致小市民終生備受剝削，不僅全無歉意，竟說風涼話，叫人家在環頭、環尾，或者到「大西北」如天水圍等偏遠地方置業。
「八十後」、「九十後」出生的青年人，境況更不堪。董建華謂要搞知識型經濟，卻把培養知識人才的責任，完全推卻給青年人及其父母身上。一方面未提供足夠本科大學學位，卻大搞學費高、畢業後出路成疑的副學士課程。普通家庭父母花掉半生積蓄，讓子女受教育，或由學生自己負上動輒經年才能還清的學債，回報可能只是在社會邊緣的失業青年。
香港搞的並非知識型經濟，要不然，知識的價值便不會被愈壓愈低。香港搞的是盜騙知識型經濟，讓香港極小部分的人和企業壟斷全港經濟命脈，盜騙絕大部分經濟成果，社會中層、靠知識謀生的一群，不斷被壓價，正逐步走向貧窮。
大批青年人站出來反對興建高速鐵路，正是對這不公義經濟秩序作出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