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回眸香港回歸十餘年的蹉跎歲月，不能不老老實實感謝英國最後留下了玫瑰園。假設：當年英國人不堅持搞新機場，我們現在會有新機場嗎？可能問十個香港人七個肯定說沒有，兩個說「唔知道」，大概一個會猶豫地說可以吧。不過，這唯一的一個人提起空廢了十餘年的啟德機場，也會搖頭嘆息。

董建華、曾蔭權都埋怨過運氣不好，將香港基建的低效率歸咎於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機，但我們要問兩位行政長官，你們有過香港發展的全新藍圖嗎？或許，董建華還好過煲呔曾，他還有過這個港那個港，而煲呔曾僅是從前任的計劃中拼湊出「十大工程」。

這次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採取「不談大事只談小事」、「不談爭議只說共識」的策略，顯示其已經無所作為之心，僅想安安穩穩打工打埋三年。誰想到愈想避麻煩，麻煩愈「沾身」，小小的慳電膽本來登不上施政報告的大堂，但煲呔曾偏偏要當份小糖去派，惹來一身腥。

三禪詬病董建華、曾蔭權，最主要的是他們對香港的城市規劃，沒有革命性的長遠規劃。明明知道中環已經高度擁擠，卻不敢搞出一個新的中環。內地許多城市都將市政府搬離市中心，既騰出黃金地段發展商業服務業，又營造出了一個新區。事實上，高鐵總站設在西九，西九的發展前景甚至優於中環，港府如有魄力，就應將中環的所有政府機構搬至啟德，甚至是九龍塘、沙田，新的政府總部就不應該建在添馬艦。何謂革命性的規劃，政府機構撤離港島就是革命，那樣才有新的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