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憲制發展的角度看，立法會既然具有監察政府施政的職能，隨着時代的進步，為求提高專業化的水平，不斷成立新的政策委員會及愈益增多的法案委員會，力求更準確更精細地扮演維護公眾利益守門員的角色，立法會的授權與自然延伸是無可避免及順理成章的事。

挑戰專責委員會無權行使必須由全體立法會議員集體擁有的權力，不合常理也不合法理邏輯，委員會的傳召權對立法會十分重要，不可或缺。近年政府施政失誤頻繁，公眾極度不滿，立法會運用監察權，成立各種委員會，尤其是針對重大事件，運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所賦予成立專責委員會的權力，展開深入的調查研究，傳召重量級的官員及業界領袖，實屬必要。

限制傳召權，等於變相令立法會成為無牙老虎，令關鍵調查無法進行，最後令事件真相難以查明，公眾利益無從確保。《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十款講得很清楚，立法會「如有需要，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傳召權之地位十分明確，加上《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十一款指明行政長官根據安全和重大公眾利益的考慮，可下令官員「向立法會或其屬下的委員會作證和提供證據」。

可見《基本法》早已預設立法會有需要時，將成立各種委員會行使傳召權以取證，有人批評立法會的權力膨脹，所指的就是這種傳召權。政府行政權力其實膨脹得更大，立法會的監察權亦應該相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