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三年沙士事件，加上「七一」大遊行的衝擊波，令問責制遭受滑鐵盧式的挫敗，幾位司局長先後中箭下台，自此之後，問責高官的民意支持度就長期處於低位。雖然曾蔭權上任之初，一度成功帶來新氣象，推出擴大委任制的計劃，終因聘用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過程明顯偏離公開遴選及用人唯賢兩大原則，再一次打擊了問責制的公眾認受性，更令曾蔭權的民望急速下滑。

尤其嚴重的是黑箱作業操弄下，找來的副局長大多能力不足，薪酬則從優，迅速激化政治官員與常任公務員之間的矛盾，令兩者磨合成功的路程遙不可及，這是自稱有豐富行政經驗的曾蔭權所始料不及的事。

商人治港不成，公務員治港似乎亦行不通，這是輿論的主流論點。管治危機的異象近年不斷浮現，最新的挑戰是公務員出身的湯顯明續任廉政專員至一二年，在退休前夕改以合約形式聘用，被傳媒揭發後，政府才被迫披露部分細節，合法卻不合制，成為輿論批評的主線，除了削弱廉署權威，更打擊港府的公信力。

隨着政制民主化步伐加快，施政環境必然進一步政治化，問責官員承受的政治壓力將大幅上升固不待言，提供支援及執行的常任公務員也同樣面對愈益增加的輿論及議會挑戰。問責官員必須提高管治能力，有效駕馭複雜多變的政治環境，以減輕公務員的政治壓力，令政治中立不致淪為空言，兩者之間的磨合也必須盡快完成，以便形成夥伴式的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