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局政助劣評如潮，其實是咎由自取。港府提供的數據顯示，八名副局長上任一年，平均每人每月出席立法會會議僅一點六次，出席區議會及其他公開活動的次數更低，人均每月僅零點九次，少得可憐，明顯有違港府當初委任他們的初衷。即使副局長偶爾出席立法會，又由於不熟悉政策或態度傲慢，不是有問不答，就是答非所問。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劉健儀更批評他們是「三不」官員，即不熟悉政策、不到立法會開會及不敢回答問題。顯而易見，副局長根本就形同虛設。

曝光率偏低，也造成市民對他們的認知率極低。有調查顯示，在副局政助之中，市民認知率最高的不過百分之一點一，部分新貴市民認知率竟然為零。誠然，官員不是明星，認知率不完全等同工作表現，不排除有人在幕後默默奉獻。但問題是，副局政助的本職工作就是站在前台，直接與市民溝通，認知率極低，其實反映他們工作不稱職，所謂擴大問責制已名存實亡。

必須指出的是，部分政治新貴稍有一點市民認知率，並非由於工作出色，而是另有緣故。例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以個人名片替代入息證明為菲傭申請續約，被指為耍特權，一夜間臭名遠揚。另外，由於港府防疫不力，豬流感在社區肆虐，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梁卓偉得以作為上司周一嶽的替身頻頻上陣當擋箭牌，因而博得較高知名度。還有，在港府下令全港小學及幼稚園停課之後，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的妻子卻要為孩子安排畢業派對，陳維安的大名亦因此見諸報端。

副局政助的名字總是與負面新聞聯繫在一起，必然影響他們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有三成一的市民認為他們的表現非常差；認為表現不合格的佔三成四；更有超過一半市民認為，他們的角色「可有可無」。

「可有可無」四個字，可謂恰如其分。不妨再舉一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本來就是清閒衙門，局長林瑞麟是公認的閒人，再請一個副局長譚志源，更加無事可做，難怪譚志源近日升任特首辦主任後，當局並未急於補充他留下的位置。而且，目前部分政策局沒有配備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照樣運作如常，足證副局政助是脫褲子放屁，多此一舉。

成事不足也就罷了，最可怕的是敗事有餘。由於副局政助表現不佳，港府近期推動政策時，不得不重新起用本身是公務員的常任秘書長出面游說及解釋政策，這等於廢了副局政助的武功。公務員內部對此怨聲不絕，直指現時要應付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三個老闆，工作量加重，不僅是添煩添亂，更拖慢政府的施政效率。

其實，副局政助本來就是一個政治怪胎，首先，《基本法》中並無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內容；其次，港府委任過程黑箱作業，被普遍質疑是私相授受；其三，一年來的事實證明，這批政治新貴無才無德，不堪大任。正如有學者指出，副局政助是政府架構內的僭建物，不但未能協助港府加強施政力量，反而成為政府的政治包袱。

古人說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民意強烈要求重新檢討副局政助的存在價值，立法會議員更準備正式建議廢除這個疊床架屋的多餘架構，現在是痛下決心、撥亂反正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