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怨氣深重到要用上街方式加以宣洩,故「七一」遊行能凝聚大量社會群體參加,向政府表達不滿及訴求。如果政府有關部門與市民有良好、暢通的溝通渠道,群眾又何必在烈日當空、氣溫高達三十多度的情況下上街呢?
「七一」遊行是多議題的社會行動,反映政府未能認真重視民意訴求,也未採取有效措施處理。輿論批評政府年復一年,政府卻只知打官腔,口甜舌滑地表示已聽到市民的聲音,但文過飾非,社會矛盾持續積累,並無得到疏導。
今年遊行旗幟最鮮明的,莫過於雷曼苦主索償的群體。大批苦主的憤怒與怨懟最能得到市民同情,也最能反映政府無能。由去年九月中雷曼兄弟破產之後,將近一年的時間,銀行回購遲遲未見有實質性進展。政府初則信誓旦旦,着苦主們多一點耐心,半年內有望解決,最終證明是謊言一道,無論苦主代表如何要求會見財金高官,均被摒諸門外,「福為民開」的謊言不攻自破。
曾蔭權曾提倡政府官員要走入群眾,搞開放式諮詢,令市民大眾的表達渠道得以暢通無礙。可惜幾年下來,不但沒有多少官員敢於走進群眾之中,反而市民登門造訪卻是不得其門而入,邀請官員與會也多被婉拒。所謂聆聽市民聲音與做好溝通,無非是「假大空」而已。
警隊早前發起遊行抗爭,雖然暫時擱置,也從另一個層次反映政府與公務員之間的溝通存在嚴重隔閡。這問題僅是冰山一角,值得政府認真檢討。
傳統上的「行政吸納」方式,通過委任界別精英為各類諮詢組織成員,未能有效了解民間的意見,卻充斥着不少「讚譽有加」的好話;一度寄予厚望的策發會,民間的聲音上達不了政府高層,乃不爭的事實,策發會的討論,媒體也不當作是一回事,絕少報道。
民意是政策制訂基礎,一個脫離民意、溝通渠道淤塞的政府位高勢危,管治風險度甚高,難怪每年「七一」遊行,高官都這麼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