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者的最大考驗,是無時無刻都可以對不同情況作出準確的判斷,並相信判斷,繼而部署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動,請下屬執行。而在一段時間後,我們可見決策者的判斷是對的,這樣的決策者才會讓人民心悅誠服。當然,這是可遇不可求的。
若領導者走在市民的前面,必然會有不少決策和判斷不受市民認同,甚至既得利益的社群會帶頭反對。這些判斷可能涉及新思維或增加營商成本,例如十多年前的污染者自付,今天為了可持續發展而作的減排減廢措施,以及內地的勞動法例等。在具爭議的政策上,政府應果斷並有能力說服市民,若政府擔心商界不快或市民嘩然就不推動新政,社會只會停滯不前。
香港正面對這樣的困局。政府甚麼都「驚」,不敢判斷,具爭議的議題都在拖拖拉拉,例如醫療改革,例如落實回收垃圾和強制把可循環再用的垃圾分類。在後者而言,香港是極少數仍未推行此基本環保政策的大城市,政府常說堆填區快要爆滿,但卻不能改變市民浪費的生活習慣。
具爭議性的統統不談,政府的作風卻愈來愈矯枉過正和大驚小怪,缺乏承擔。官員在自保心態下,有兩極的態度,一是迴避,二是「落重藥」。
表妹在美國居住多年,剛帶孩子回港度假。她是兒科醫生,閒談間漫不經心地說,兒子上月曾患豬流感,但數天後就痊愈了,他就讀的幼稚園只要求兒子在家隔離七天,但沒有全面停課。她說,這只是感冒菌,為何香港這樣煞有介事?對的,政府落了最重的藥,卻不知如何收科。
另一極,是「太極」,例子是正生書院的檔案。此檔案在過去兩年應該曾被「遊花園」,當檔案抵達某官員的辦公桌時,他大概會問:為何此檔案會「降臨」這裏,這件事不是某部門負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