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府管治的角度考慮，公務員隊伍的向心力與穩定非常重要，薪酬政策倘有任何偏差，政治後果非同小可。現行的做法，是在龐大的薪酬架構保持相對穩定的基礎上，每年調薪過程會因應大中型私企員工薪酬的變動作為參考數據，再考慮其他諸如政府財政狀況、物價指數、社會經濟環境以及公僕士氣等因素，作出適當的微調。

調薪爭拗經常有，只是今年特別多。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日前開會，由於代表職方的十名成員中，有四位拒絕確認年度報告，罕有地未能一致確認調查結果。反對方認為，○八至○九年內，加幅與減幅同樣驚人的滙豐銀行，其所提供的數據不符合既有的調查準則。有趣的是，委員會在反對聲中，最後決定向上呈交行政會議，把球交給政府，做法同樣罕見。

理論上，即使有委員不確認報告，可存而不論，交由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最後決定。有公僕團體要求政府仲裁，否則不排除尋求司法覆核的可能性，明顯地，這是一種政治姿態，向政府施壓，爭取凍薪。

現實而言，曾蔭權政府勢弱，「七一」遊行即將到臨，作出中低層公僕凍薪、高級公務員減薪，再加上問責官員減薪一成，是較可取及能達致平衡公眾不滿及穩定公僕士氣的最佳做法，但最終決策仍存變數。

長遠而言，企業員工薪酬變動上下波幅將伴隨全球化之下，經濟周期的快速變化而作出幅度甚大的調整，把公務員薪酬與企業掛鈎，較易衝擊到前者追求平穩的特點，公務員薪酬的加與減，幅度不宜過大，是時候考慮公私營薪酬鬆綁的問題。可以肯定，明年的爭拗將更多及更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