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有一個特點，就是政治生活非常單調，參與政治及公務的，來來去去都是那一班人；而且公務員系統過去一直都是行封閉式，中高級的職位，絕大部分是由大學生畢業後入職，與私人機構的人才很少交流。有了這種歷史背景，就令到高級政治任命的位置，可以選擇的人選不多，所以金管局是否公開招聘，其結果也是差不多。
和美國相比，就可以凸顯香港的情況。美國既行政黨政治，政治生活又非常豐富，研究組織和智庫眾多，而這些機構並不是紙上談兵，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往往和這些機構並肩作戰。因此，政府與民間並不是楚河漢界，再加上人口眾多、教育普及，真的需要找尋人才，社會民間可供挑選多的是。
以上條件在香港不是不存在，但就七除八扣。政府雖然有眾多諮詢組織，然大部分都只屬裝飾性質，開會固然不多，進程也多由公務員主導。就算有非官方身份的成員能真正介入政策之內者，深度也非常有限。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外國學者參政非常普遍。以美國為例，有不少部長在參政之前都在大學教書，時來風送，又可以入閣掌權，這和中國古代學而優則仕似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他們由學入官，不少也幹得有聲有色，基辛格如是，奧巴馬也如是，就算中國大陸和台灣，人才也在大學和政府之間轉來轉去，大學變相成了政治人才庫。
但在香港，學者參政只局限寫些政治評論、接受傳媒採訪，或者出席論壇，再積極點，就是出任一些諮詢委員會的成員。行了問責制後，似乎稍有進展，上屆有李國章，今屆有陳家強，但李國章受累教院事件；而陳家強則更慘，陷入雷曼事件中不能自已，更招來「傻強」之譏，有此雅號，不知何時才能洗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