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提過「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一個有關脅持人質事件中，受害者對綁匪產生同情、憐憫，並作出維護行為等怪現象的名詞。初接觸它，是多年前在電影《虎膽龍威》（Die Hard）中：一群劫匪，以恐怖襲擊的包裝作案，脅持人質。故事中途加插一段蛋頭心理學家的電視訪問，他言之鑿鑿地預測，人質將出現這症候群的徵狀，卻說錯了是「赫爾辛基症候群」！
症候群所呈現的行為，還有兩大特色，一是人質對綁匪的小恩小惠，如間歇停止施暴或提供糧水，會視為大恩大德；另外是對拯救者存有戒心，視為威脅。在1973年
8月一場發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銀行劫案中，4名職員被武裝劫匪脅持在地牢達6天之久。事件臨結束前，他們對警方抱敵對態度，拒絕營救。結束後，人質對劫匪不但沒有怨言，女人質還跟一名劫匪訂婚，另一位更為劫匪籌款打官司。這症候群，亦因此事而得名。
對於成因，眾說紛紜，但一般也離不開跟人質在極端武力威嚇、感到命危、被人隔離和自覺無路可逃下啟動的自衞本能有關。簡單來說，為求自保，自我扭曲，認同施虐者，就如老生常談「改不了世界，便改變自己」一樣。
從這角度看香港人，會發現我們被強權壓迫和剝奪權利的處境，實跟被脅持的人質相差無幾：如我們無權選特首、無權直選立法會議員、或功能組別往往可通過分組點票機制，來否決一些利民的提案等。基本上，我們被權力和利益集團牢牢箍緊，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既然像人質，我們又可有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明天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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